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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罗岗 潘世圣 倪文尖 薛羽|鲁迅与我们的时代

罗岗 潘世圣 倪文尖 薛羽 · 2021-12-30 · 来源:《文艺争鸣》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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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世圣、罗岗、倪文尖和薛羽四位老师围绕丸尾常喜先生的《明暗之间:鲁迅传》展开的对谈《鲁迅与我们的时代》。丸尾常喜先生的《明暗之间:鲁迅传》把鲁迅的生平及其重要作品进行了勾勒和讲解,传记本身依据鲁迅生平经历的城市空间编排章节,勾勒出他在中日两国九城的生命轨迹。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潘世圣、罗岗、倪文尖和薛羽四位老师围绕丸尾常喜先生的《明暗之间:鲁迅传》展开的对谈《鲁迅与我们的时代》。丸尾常喜先生的《明暗之间:鲁迅传》把鲁迅的生平及其重要作品进行了勾勒和讲解,传记本身依据鲁迅生平经历的城市空间编排章节,勾勒出他在中日两国九城的生命轨迹。

  罗岗老师认为,通过城市和空间的转译来刻画鲁迅的形象,这是日本鲁迅研究的一个传统,丸尾先生的《鲁迅传》不仅吸收了日本鲁迅研究的成果,而且和日本思想界的思考也有一定的关联。潘世圣老师指出,鲁迅是通过创造“鲁迅”实现了他对新文学的最大价值。在鲁迅成为小说家以前,他在最早的时期将欧美新潮文学介绍进中国,同时通过吸收整合欧美文学形成自己的文学价值观念,形成“鲁迅”。潘老师给了我们鲁迅一个“普通人”的面相,倪文尖老师则用三个词概括鲁迅,即“革命家”、“韧的战斗”、“普通人”。最后谈及鲁迅与革命政治的关系,罗岗老师指出,按照丸尾先生的《鲁迅传》,广州时期是理解何为鲁迅政治的关键。革命的进程需要召唤一种彻底的、“不断革命”的精神,进而构成一种新的“革命政治”视野。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21年第11期。

  薛羽(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 今天很高兴请到华东师范大学的潘世圣、罗岗、倪文尖三位老师,一起来探讨“鲁迅与我们的时代”这个主题,分享我们新推出的《明暗之间:鲁迅传》。大家知道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明天就是他140周年诞辰。在这特殊的纪念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推出了一本日本学者丸尾常喜为大众读者撰写的鲁迅传。这本书用10万字左右的篇幅,把鲁迅的生平以及他重要的作品都进行了勾勒和讲解,是一本非常简洁易读的传记。与此同时,我们也从鲁迅的书籍封面、生活用具汲取灵感,开发了“花边文学”书袋、小白象裁纸刀、北平笺谱信纸等一系列周边文创,希望和传记相呼应,更加全面呈现鲁迅在文学、艺术、收藏等多方面的兴趣和智慧,鲜活展现这样一位战士作为具体的人的生活实态。

  说到策划中文版的因缘,大概可以追溯至十多年前,那时候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留学,同时也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旁听尾崎文昭教授开设的“《故事新编》研究”课程。他主要是从日本鲁迅研究的脉络出发,对以往《故事新编》的代表性研究进行导读和讲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本细读和探讨。于是,我知道了尾上兼英、今村与志雄等日本鲁迅研究学者的名字,也阅读了一些他们的著作或论文,对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方法和特点有了初步的接触和认识。印象比较深的是竹内好对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笼罩性影响,每一个后来者都多多少少接续着他提出的问题,与之展开对话,期待有所突破。还有就是日本学者以包括“翻译”这种方式进行的文本“精读”,往往会注意到中国人这里一带而过或不成其为问题的语词,进而触达某些重要的问题和解释。我们这本传记的作者丸尾常喜,就是拓展出了与竹内好不同的研究路径,并充分发挥了“精读”这一朴实方法的代表性学者,也被尾崎老师称为“集大成者”。我当年是在神保町买到这本书的,读过之后,觉得不仅有学术含量,而且叙述精炼通俗,很值得介绍给国内学界和读者。想不到十多年后,通过东京大学的铃木将久老师,跟丸尾常喜先生的女儿丸尾素子女士取得了联系,承蒙她的信任和支持,在今年顺利推出中文版,既是对鲁迅140周年诞辰的纪念,也是对丸尾先生的一种纪念。

  也许有些读者对丸尾常喜并不陌生,他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后来在大阪市立大学跟随增田涉攻读硕士。大家都知道,1931年的时候,青年增田涉经由著名作家佐藤春夫的介绍来到上海,在内山书店认识了鲁迅。鲁迅邀请他到自己家里,为他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及《呐喊》《彷徨》,一连讲了好几个月。增田涉后来成为了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写过《鲁迅的印象》等。在这个意义上,丸尾常喜也可以说是鲁迅的“再传弟子”,也从他那里直接获得了不少感受和理解鲁迅的启示。

  丸尾常喜和片山智行、北冈正子等都属于战后日本第二代鲁迅研究学者。他参与翻译了日本学研社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尤其对鲁迅的小说和中国小说史研究等用力甚勤。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出版于1993年,经由秦弓老师的翻译,于1995年底出版了中文版,1996年还专门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召开过座谈会。可以说,这部著作拓展了关于鲁迅与中国传统的研究空间,在中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而2009年,又将他出版于1997年的《鲁迅〈野草〉研究》和早年的多篇论文汇编在一起,以《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的中文书名推出,集中展现了他的研究成果。今天,中日学界比较熟悉的有关鲁迅与“鬼”的研究,有关鲁迅的“耻辱”意识、“中间物”的研究等,都和丸尾常喜的学术贡献密不可分。顺带一提,丸尾素子女士正在编辑丸尾常喜先生的遗作《对译、注释鲁迅小说集》,也就是包含了对《呐喊》等小说的翻译和阅读札记,由其学生大谷通顺教授整理,有望在今年或明年于日本出版。据学界的说法,内中不乏丸尾精读鲁迅的“珠玉”发现,也是值得研究者期待的一部作品。

  而这一本鲁迅传呢,其实日文版早于上面说的两种著作,酝酿和写作的年代估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版时间是1985年。当时是作为集英社“中国的人与思想”丛书里的一本。这一系列集结了沟口雄三、林田慎之助、三浦国雄等中国研究领域的一时之选,为孔子、司马迁、王安石、李卓吾等十二个中国思想人物作传。鲁迅则是其中唯一的现代中国人。日文版的原副题叫做“为了鲜花甘当腐草”,腰封称作“黑暗中寻求光明,终而不屈的灵魂记录”,都传递出写作者对传主的基本认识。传记本身则是依据鲁迅生平经历的城市空间编排章节,勾勒出他在中日两国九城的生命轨迹,所以中文版书前的插图也跟以往的传记处理略有不同,更侧重鲁迅所经历空间的呈现。从而希望与作者的文字形成呼应,在动荡大时代的背景里,洗练裁出鲁迅的剪影。

  我阅读之后,主要有这样两点比较深刻的印象:第一是传记非常注重呈现鲁迅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以大量科举、戏曲、宗教、民俗材料为基础,读入鲁迅小说、散文里的绍兴、中国,读出民间“小传统”或乡土世界对于鲁迅的重要意义。第一章“绍兴”花了很多笔墨梳理鲁迅的房族世系、科举考试的制度、目连戏的原委等等,由此深入触达传统或乡土在鲁迅对心灵和创作的影响。就像丸尾自己说的,“从鲁迅多年后谈论绍兴戏剧世界的《无常》《女吊》等散文,可以看出他的民众观深深扎根于绍兴戏剧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身上凝结的人的喜怒哀乐中。鲁迅的小说大多以鲁镇及其周边地区为舞台。而鲁镇是一个以绍兴及其周边为原型的虚构城镇。频繁选择鲁镇作为作品的舞台,让鲁迅的文学坚实地屹立在中国大地之上。”这一探索后来扩展成丸尾有关鲁迅与“鬼”的一系列阐释,深化了中日学界对于鲁迅和传统关系的理解。通过丸尾的这些挖掘和复原工作,可以接触到鲁迅笔下的鬼魂世界或乡土民间世界,能感受到它们在过去与当下的深远影响。

  第二是传记重视鲁迅与严复、章太炎等现代中国早期思想的联系,以及他在日本为媒介的世界文艺思潮语境下的思想的形成。这一部分是日本学者用力很深的领域,他们很早关注到了鲁迅的“剪贴本”,也对明治时期日本译介的欧洲文艺作品的具体路径和形态有充分的发掘和考订,也因此产生出了如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这样的细致的研究著作。丸尾常喜当然也是身处在这样的研究语境之中,同时也非常注意鲁迅“剪刀加糨糊”工作背后的强韧主体性。通过他的叙述,鲁迅一面认识世界,一面建构自身立场的主体形象得以鲜明呈现。

  这部传记的特点当然还有很多,在时间顺序的架构中包含了对鲁迅生命和精神结构起伏跌宕的描摹,在看似平常的叙事背后隐含有很多先行研究的铺垫,在克制的讲述背后涌动着很多大时代和人的感动。当然,因为种种原因,鲁迅的上海时期写得较为简略,也由于写作年代的关系,存在若干在今天看来的细节信息上的疏漏,但这些并不影响丸尾常喜对鲁迅的整体观察和敏锐把握,放在今天仍然是一本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鲁迅传记。这也是我们愿意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理由。

  有关传记作者和传记的情况我就先说一个大概,现在把时间交给三位嘉宾,请他们进行分享。时间是一个半小时,然后可以跟读者进行互动交流。

  一、丸尾常喜的《鲁迅传》与日本鲁迅研究传统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正如薛羽兄介绍的,很多人特别是鲁迅研究者可能读过丸尾常喜先生别的著作,譬如我教的鲁迅精读课,就把他的《“人”与“鬼”的纠葛》列为必读书目。这本《鲁迅传》虽然是丸尾先生的少作,却很具有日本鲁迅研究的特点。下面请潘老师先讲,潘老师常年在日本读书和教学,后来回到华东师大日语系任教,他之前翻译了另一位日本鲁迅研究学者藤井省三教授的《鲁迅的都市漫游:东亚视域的鲁迅言说》,已由去年出版,和丸尾先生的《鲁迅传》结构类似,《鲁迅的都市漫游》正如标题所提示的,“作者将鲁迅放在绍兴、南京、东京、仙台、北京、厦门、广州、上海这些都市空间中,刻画了一个沉浸于都市文化的刺激体验中的‘都市漫游者’形象”。鲁迅是不是“都市漫游者”,恐怕是一个问题,但通过城市和空间的转移来刻划鲁迅的形象,可以说是日本鲁迅研究的一个传统吧。

  潘世圣(华东师范大学日语系):祝贺光启书局推出这一本鲁迅传,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跟罗岗、倪文尖两位老师以及各位朋友交流。拿到书时,首先被封面设计吸引。我们看到了鲁迅喜欢并倡导的版画元素,墨蓝橘红的基调,版画风的野草装饰,有凝重感的同时又有反差和抽象韵味。令人想到鲁迅作品,比如《野草》呈现的浩茫孤寂强韧的美学气质。整个设计很有格调,不同凡响。

  我在日本留学及工作期间关注鲁迅与日本的关系问题,关注日本的鲁迅研究。但很遗憾这本书一直未曾读过。理由很单纯,就觉得它并非学术性的研究著作,而只是面向一般日本读者介绍鲁迅的通俗性小书,大概可看可不看。尽管我知道丸尾先生是日本鲁迅研究界最有代表性的重要学者之一。这次是第一次拜读这本书。一方面感觉很惭愧,另一方面碰巧现在我手边没有日文原书,只能专心看中文版。本来中日文对着看可能会有更多的感受和发现。实际读过,第一个印象是惊异,超出预想。换言之,就是阅读以前低估了这本日本大家的小书。本书出版于1985年,书的实际写作应该更早一些。作者的鲁迅研究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那个时期,中国的学术界理论界还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状态。庸俗狭隘封闭极端的阶级论意识形态论还在禁锢着研究者的思想观念。包括鲁迅研究在内,学术研究处于剧变的前夕。因此对于丸尾先生的这本书,我猜测大概率也难免带有过渡时期的色彩。虽说作者是外国学者,但既然写中国写鲁迅,则无论在资料方面,还是在作品的解读阐释上,总要不同程度接受来自中国学界的各种影响。但事实上,我们在丸尾先生的书里几乎看不到那个曾经的特殊时代的特定观念和话语。他对传主的人生、思想、文学世界的把握描述和阐释清晰稳健从容,简明扼要。书的整体写得规范而严谨,构架规矩均衡,重要人生节点,重要作品,思想意识的历史过程和共时场面都没有缺席,阅读理解起来流畅舒服。尽管他自称对鲁迅最后的上海时期缺少深入研究,写得比较简略,但也依然伸缩有度地把握和描述了鲁迅最后一段人生轨迹。我特别想说,1980年代前期的一本书,而且是出自外国人之手,在2020年代看来依然没过消费时限,依然具有有效性,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种超越特定的时段时代,不发馊、不变质的根由在于对学术研究王道的坚守。

  这本书的另一个亮点,是作者作为一个日本学者对鲁迅的独特创见。我个人平时教授和研究日本文学,对身为外国人通过非母语的语言来理解和研究外国大作家的难度有所体会。在这一点上,也就是独特有效的“创见”“创意”,抑或“知识”“方法”的发现,实在比眼光的客观、叙述的明晰、妥帖周到的安排更有难度。但丸尾先生这本书恰恰在这些地方做出了实质性贡献,提供了他作为一个日本学者的独特的立场视角和发现。例如他提出在鲁迅及其文学生成的机制中,“耻辱”意识是一个带有原初性的精神动因。他认为“耻辱意识”冲击了鲁迅的内心,“为了自己对铁屋中的沉睡者们置之不顾而耻辱,为了自己与沉睡者们一同保持沉默而耻辱。有人在暴风雨中举起火把,高声呐喊,这群人的存在照见了这种耻辱意识,他反复侵袭着鲁迅,暂且唤醒了作家鲁迅。”“耻”,是日本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丸尾先生敏感的把握到这个问题,背后有其日本文化的背景。这个视角很独特,对思考鲁迅及其文学的发生内因很贴切,很有效。熟语说“知耻而后勇”,这个带有哲学意味的“耻辱意识”,发生于主体内部,具有根本性的主体内省的性质,而主要不是他者指向和他者转嫁,显示出主体自觉的革命意义。我觉得丸尾先生提出的这个“耻辱意识”是一个思考鲁迅的极好的视角和入口,弥补了中国人视角可能会出现的“盲区”。另外一个,是这些年屡屡被人们谈及的“中间物意识”问题。丸尾先生也最早予以关注和论述。在这本书以前,他就正面考察和讨论过。当然,这个问题的端绪其实可以追溯到鲁迅自己的叙事言说。总之,“耻辱意识”和“中间物意识”这两个事例,显示了丸尾先生鲁迅研究的“创意”“创见”,是他对鲁迅研究的独特学术贡献。

  日本学者注重实证性研究,凡事不论巨细必追根溯源精细察证,极少含混苟且。这本书里也有很多体现,比如对绍兴、对鲁迅的婚姻以及朱安的介绍,还有鲁迅留日板块,都充分发挥了日本学者的知识优势,呈现了很多确切恰当的资料。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有几分材料讲几分话,绝不刻意追求剧场效应。丸尾先生的研究以及他的叙述方式值得我们很好的思考。

  最后,是关于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质量,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值得推荐。我本人刚好也在两年前翻译了丸尾先生学生辈的藤井省三教授的鲁迅小传,这次有一个比较的视角,对比两本书的各自特点。必须说,《明暗之间》作为一个中文文本的完成度很高,很专业,达到这样的境界很不容易。正确流畅自然,同时学术并专业;在出版方面,除了装帧设计以外,翻译文本的遣词用字、排版印刷的漏误近乎于零,令人敬佩。

  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我接着潘老师来讲。首先要感谢并祝贺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出版了一本好书。我觉得这本书的规模很合适,但其中关于鲁迅上海的部分写得比较简略,这或许是丸尾当时来上海不多,对这一部分的研究不是很充分,出于学术研究的严谨导致他着墨不多;也可能是前面功夫花费太多了,而出版社最后的限制是10万字。我觉得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事实上,上海十年对鲁迅来说非常重要,是我们这个时代讨论鲁迅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这是本书唯一的遗憾。

  这本书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它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线,总体上以鲁迅生活的空间城市作为一个基本结构。绍兴那部分刚才潘老师也讲了,那个功夫我觉得中国人也不愿意下,那张鲁迅的家世表格非常详细,我的确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过。至于重要的章节,丸尾先生基本上是从哪一年哪一月甚至具体到哪一天开始着笔,这样的写法使得他能够非常清晰地把鲁迅一生给描绘出来。做研究有各种各样维度,我觉得在时间和空间中成长是一个传记或我们了解一个作家最重要的维度。丸尾先生把这个线索拉得很清楚,比一般的年谱更有血有肉。因而读下来我觉得这本书的线索特别清晰,其实清晰并不容易做到。

  丸尾先生还做到了“深入浅出”。我和罗老师都是1985年进大学读书,这本书其实写在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在80年代读大学时看的鲁迅研究,主要是钱理群老师、王富仁老师、王晓明老师这些人的著作,我觉得当时国内的学者应该也没看到这本书,说不定丸尾先生还在写。我觉得在今天我们或许可以把中国和日本的鲁迅研究按照时间顺序相互参照来看,考察其中“鲁迅形象”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丸尾先生所写的鲁迅形象和80年代我的老师一辈笔下的鲁迅形象有许多相通之处,比较典型的就是刚刚潘老师所说的“历史中间物”,这个概念在国内比较鲜明地提出是在1986年召开的一个鲁迅纪念会上,汪晖老师发表了《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这篇文章随后刊登于1985年第五期的《文学评论》。值得注意的是,王晓明老师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里也提到了这个概念。此外,丸尾先生在本书中所引用的鲁迅文章的段落也和晓明老师书中的引言十分相似,这就是跨国的共通,完全是同构的。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和80年代的鲁迅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呼应。

  另一个方面,这本书还有和国内80年代塑造的鲁迅形象不一样的地方。80年代之前,我估计中日学者在分隔的状态下各自研究。这些年来国内的鲁迅研究越来越重视的方面有可能或多或少受到了丸尾先生的影响。我想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对鲁迅早期几篇文章的重视,如《人之历史》《破恶声论》等。在我的印象中,国内开始讨论这几篇好像比较晚,在80年代初还没有像这本书这样重视。第二个是丸尾先生对鲁迅民间世界的重视,他下了很大的功夫讨论鲁迅的出身,讨论绍兴。

  此外,这本书普通读者也可以看,它把鲁迅的生平和他一些重要的作品以一种非常简明的方式进行了连接。本书最初的读者是日本读者,所以书中对鲁迅在日本最有名的作品——《故乡》,还有如《在酒楼上》,以及他用日语发表的《我要骗人》等文章,要言不烦地点出了它们和鲁迅生平之间的关联,这是不容易的。

  再者,正如刚刚潘老师所言,本书另一个难能可贵之处是作者的态度。在中国可以用“伟人”甚至是“圣人”来形容鲁迅。国内有一段时期将鲁迅神化了,因此当有人了解到朱安后就对鲁迅产生了幻灭感。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以一种非常平视的、客观的,亦是很认真的态度来看待鲁迅和朱安的关系,并且把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讲得非常坦荡,最后也交代了朱安过世的年份,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种尊重。本书的预设读者是普通大众,丸尾先生注意到了读者关切,日本读者的关切和中国读者的关切都可以在书中得到落实。

  事实上,这本由大家写的“小书”有一个我认为到今天还没有过时的对鲁迅的基本理解。我先开一个头,待会儿把话筒交给罗老师。比如说关于“鲁迅文学的发生”这个话题,我在b站推荐过张承志先生的《鲁迅路口》,实话说我不知道是张承志老师和丸尾先生是发生了惊人的同构,还是有可能张老师在日本看过这本书。我看这本书的时候,觉得丸尾先生如果要写一篇论文的话,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鲁迅文学的发生。

  潘世圣:我可以再补充一点,那就是鲁迅为什么在日本具有那么大的影响,这当然也是丸尾先生当年要为日本普通读者写一本“鲁迅传”的原因。可以说是鲁迅其人其文学本身的品格既有独特性,也有普遍性,具备了走入日本(以及海外其他国家)的读者世界,为他们所阅读理解乃至青睐的魅力。这是鲁迅在日本刷粉的必然性。其次,也在于鲁迅的人生经历、文学活动和日本有着很多紧密的交集关联,也就是鲁迅的“日本元素”问题。我相信这是日本最早最广泛的接受鲁迅的一个重要原因。鲁迅是近代日本正式接收的第一批留学生之一人,属于资格最老的一拨留日学生。日本人认同文学家鲁迅的形成是在日本得以实现的,他们称之为“原鲁迅”或者鲁迅的“原型”。这对日本人来说当然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推而广之,通过鲁迅,中国新文学的形成也具有了显著的日本因素。中日的文化文学在这里有了交汇,情感心理上也有共振。再后来鲁迅以《藤野先生》怀念在仙台的那段医专岁月,诉说心迹的阴晴冷暖,感恩恩师藤野的温情守护,成为富有人性热情和道德美感的佳话,鲁迅在日本的影响力逐步上升。另一方面,鲁迅文学本身也具有感化日本读者的能量。比如像《故乡》这样的小说,后来被收入初中语文教材,成为进入基础教育体制的经典文学。日本读者看到《故乡》释放的那种带有哀愁的诗情,即“故乡的丧失”这样一种情怀。《故乡》让他们重温一种普遍的人生和精神体验——人在成长过程中遭遇故乡的丧失。人们走出故乡,追求都市文明,在记忆和依恋故乡家园原风景的同时,也会体验失去故乡的悲哀。空间上故乡犹在,但精神上和心理上却产生隔膜与距离,甚至无法重返故乡。以我的观察,《故乡》在这一点上给予日本读者强烈的审美和伦理冲击,令他们产生了强烈共鸣。

  显然,鲁迅文学自身具备了东亚性和世界性,但这种地域性世界性要得到实现,为世界的读者所阅读理解和接受,还需要翻译介绍和推广的机缘。莫言屡次说过,中国作家走向世界需要一些条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翻译介绍。他说自己获奖离不开葛浩文、陈安娜、吉田富夫以及藤井省三等一众翻译家。他这个话讲得非常诚实诚恳。而在近代日本的鲁迅接受传播中,同样也有这样的推手存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主流作家、诗人佐藤春夫。

  佐藤春夫是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的重量级作家,在诗歌小说随笔评论翻译方面都有很多重要成就,号称弟子三千,具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和极强的业界影响力。他敬仰中国古典文化,汉学汉文修养很高,而且热衷与中国文人交流。留日时期的郁达夫仰慕佐藤,以他为师,田汉也和佐藤有很多交往。佐藤从1930年代开始热心介入鲁迅在日本的系统译介,此后他的一系列工作极大提升了鲁迅在日本的译介认知。1932年,佐藤亲自操刀,参照英译本翻译了《故乡》,并写后记推介,发表在主流权威杂志《中央公论》。这件事的意义在于,名人翻译评论,名刊发表,一下子将鲁迅推介到日本读书界,使鲁迅的读者层级受众迅速扩大提高;同年在佐藤的大力举荐斡旋下,增田涉的《鲁迅传》得以发表在另一本著名杂志《改造》上;不久佐藤再次发力,翻译了《孤独者》,仍旧发表在《中央公论》。鲁迅在主流媒体的连续登场促进了他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到了1935年,佐藤又联手青年学人增田涉编译《鲁迅选集》,收入“岩波文库”出版,鲁迅文学由此进入外国经典文学的行列,进入到日本社会知识教养的制度结构中。由于这部选集不仅在日本,还在东亚地区的朝鲜、台湾等地广泛流通,其影响超越了中日两国。1936年鲁迅逝世后,改造社紧急编纂出版《大鲁迅全集》,特邀佐藤担纲编辑顾问。至此,鲁迅在日本的地位和影响开始成为稳固的存在。正如莫言所说,文学家和他的作品走向海外,需要有必然性,还需要一些具体的机缘。鲁迅在日本拥有的地位和影响同样离不开这两个杠杆。

  二、鲁迅文学的诞生及其思想脉络

  罗岗:我接着倪文尖老师的话来说。丸尾先生的书确实发挥了日本学者的长处,前面两位老师讲了很多,我就不重复了。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个例子是丸尾先生在《“人”与“鬼”的纠葛》中讨论《阿Q正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阿Q我们通常在读音上都读阿“gùi”,但丸尾先生认为也可以读阿“gǔi”,就是鬼怪的“鬼”。为什么是阿鬼?因为《阿Q正传》小序里有一句话,作者讲到“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这是一句突然冒出来的话,很多人都引用过,但究竟怎么理解?日本学者翻译这句话时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丸尾先生列举了竹内好、增田涉等人的翻译,之后以他自己的翻译为切入口进入到《阿Q正传》的文本解读中。这种方法带有日本鲁迅研究一贯的特点,在这本书中丸尾先生依然延续了这个特点,例如鲁迅在日本的生活等都讲得非常细致。

  其中又有两点,我接着倪文尖老师说的来展开。第一点,张承志的《鲁迅路口》是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三联书店的公众号从昨天开始推了一组文章来纪念,第一篇推送的是《鲁迅路口》,可见其影响。我们当然是先读到张承志的文章,然后再看到这本书。但这一次看就发现,张承志《鲁迅路口》讨论鲁迅文学的发生时,注意到两个特别重要的细节,而这两个细节在丸尾先生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两个细节第一个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清朝留学生中有很多革命派,这些学生都是官费留学生,因此清朝和日本的文部省沟通,文部省下发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这里说的“取缔”是日文,指的是要监管、控制这些学生。之后就引起了一个特别大的风波,其中最重要的是陈天华蹈海,希望以此来警醒中国人。因为有了“取缔”规则,留学生里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鲁迅的同乡鉴湖女侠秋瑾为代表的归国派,还有一派是选择继续留在日本的留日派——关于这一事件的描述在“鲁迅传”的75页——再来看张承志的《鲁迅路口》,他同样描述这件事,却加以了文学性的发挥,他提及两派留学生吵架,秋瑾如一个“恐怖主义者”,面对纠缠不休的同学,她居然拔刀击案,怒喝满座的先辈道:“谁敢投降满虏,欺压汉人,吃我一刀!”。张承志的表述和丸尾常喜先生略有不同,丸尾明确地说有两派,一派是秋瑾派,另一派是鲁迅和许寿裳也参与的留日派。张承志的发挥在于,他说鲁迅当时是“骑墙派”,既没有表示要回去,也没有表示要留在日本。这个细节包含了丸尾先生和张承志对鲁迅文学发生的重要理解,张承志称“鲁迅文学”从此就是所谓“赎罪”的文学,为什么说是“赎罪”的文学?因为在大是大非面前,一个老乡、女性表现得比他更勇敢,秋瑾回国后先办学堂,后发动起义,起义失败被杀害。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幸存者”,与秋瑾的牺牲相比,某种程度上是“苟活”,因为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要用文学去书写这些牺牲者,譬如鲁迅的《药》写到了夏瑜的牺牲,从名字上也可以看出来,“夏瑜”当然是秋瑾的化身。丸尾先生的书中还增加了一些细节:当时有好几个从国内到日本来的革命党,其中包括徐锡麟,鲁迅是光复会的会员,他负责去接他们,和这几个人自然相熟了,其中好几位后来参加起义都牺牲了,这些牺牲者进一步增强了鲁迅“幸存者”的感受。同时,从鲁迅文学的发生,还可以进一步关涉到一个很重要问题,也即如何看待鲁迅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这是“鲁迅传”讨论的起点之一,也是日本鲁迅研究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譬如丸山升先生出版于1960年代的《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同样高度重视“辛亥革命”之于鲁迅的意义。在后记中,丸尾先生坦言本书有关鲁迅的上海时期写得太仓促了,他说这是因为研究未延伸至此,但之后又强调,鲁迅思想在广州时期已经基本成型。也就是说,广州时期对鲁迅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海时期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广州时期的延续。而要理解鲁迅广州时期的思想转折,必须理解他与民国的关系,其中核心的关切,则是如何理解辛亥革命及其挫折,这个问题等会还可以进一步展开。

  我想讲的第二个例子也和日本有关,与倪老师所说鲁迅文学的发生同样关系密切。鲁迅说为什么做起小说来,有一个最有名的故事是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讲的“铁屋子的寓言”。钱玄同为《新青年》来找鲁迅约稿,鲁迅说有一个铁屋子,里面都是沉睡的人,如果叫醒他们,铁屋子却摧毁不了,不是更增加他们的痛苦吗?所以,鲁迅犹豫要不要叫醒他们,而钱玄同则认为,如果叫醒了他们,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是大家熟悉的“铁屋子寓言”。在丸尾先生的书中,他展开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鲁迅1922年的说法——《呐喊》自序写于1922年12月3日——不能完全等同于他1918年前后创作《狂人日记》时的想法。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丸尾先生注意到鲁迅1919年翻译了日本无政府主义者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通过这个翻译可以发现鲁迅思想中也有比较乐观的一面。鲁迅之所以会翻译这个剧本,是因为孙伏园对他说,不管这个世界看上去多么令人绝望,总要做点事情吧。鲁迅为了“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1919年11月),特意翻译了这部作品。在题为《〈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1919年8月)的这篇文章中,鲁迅引述了武者小路在《新村杂感》中的话:“‘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在大风雨中,擎出了火把,我却想用黑幔去遮盖他,在睡着的人的面前讨好么?”以前的研究,多从《呐喊》自序提供的脉络,分析鲁迅在五四前后的思想转变,但丸尾先生提醒我们注意,“《狂人日记》本身就表明了引导鲁迅脱离沉寂的东西,与这篇译者序中呈现的心理过程十分接近。”

  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丸尾先生的发现有可能启发了张承志在《鲁迅路口》中的思考,也深化了我们对于“鲁迅文学发生”的理解。当然,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张承志读过丸尾先生的“鲁迅传”,不过可以推测一下,张承志在日本如果要比较方便地查找鲁迅的资料,最好的方式应该是看日本学者写的“鲁迅传”,不一定要读那种特别学术的专论,所以有可能读过丸尾先生的这本“鲁迅传”。

  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丸尾先生的“鲁迅传”不仅吸收了日本鲁迅研究的成果,而且和日本思想界的思考也有一定的关联。再举一个例子,现在学术界很注意鲁迅与章太炎的师承关系,这涉及到鲁迅留日时期所写的文言论文,王士菁先生早年注释和翻译其中完整的五篇论文,赵萝蕤先生也对《摩罗诗力说》进行了详实的研究和翻译,在丸尾先生的书中,他接受了北冈正子的研究成果,认为鲁迅早期文言论文,很大部分是摘抄和编译的读书笔记,然后用了从章太炎那儿学来古奥的文言重新表达出来,北冈正子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实证性地重建了鲁迅当时的知识来源和材料出处,有些人读了北冈正子的书后,觉得这些论文是鲁迅抄来的,似乎没什么价值,甚至更加耸动地认为“鲁迅早期思想”的“神话”破灭了。但丸尾先生针对这种现象,说了一段非常有见地的话:“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发现,在至今被视为阐述了鲁迅独创思想的文字中,显然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日语、英语、德语写作的介绍、研究、概论书籍为材料,剪裁贴合而成的。但与此同时,鲁迅能够一边收集、翻阅这些文献,一边用剪刀加浆糊的方式构建自身的思想,这种强韧的原创性足以让我们瞠目。”

  所谓“强韧的原创性”,指的是青年鲁迅不光是摘抄编译材料,或者仅仅是分门别类知识,而是从这些材料和知识中,逐渐生长出了自己的一整套想法。这套想法现在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譬如反对“金铁主义”,譬如警惕 “多数人的暴政”,再譬如呼吁“伪士当去,迷信可存”,希望“沙聚之邦,转为人国”,等等。熟悉这些说法,是因为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鲁迅研究围绕这些说法进行了重要阐发,甚至产生出专门的研究领域,那就是鲁迅早期思想研究。而丸尾先生比较早在“鲁迅传”中平易切实地指出了这套想法的关键所在。鲁迅的这套想法是怎么来的?源头是章太炎。章太炎在东京时除了给学生讲《说文解字》,同时他也逐渐形成了一套反思西方现代化的思想,用他的话来说,是重新理解“文野之辩”,假如站在西方“文明论”立场上,谁是文明,谁是野蛮,一目了然,文明的当然是西方列强,而“半野蛮”和野蛮的则是中国、日本和那些非洲的黑人、美洲的印第安人以及太平洋岛上的原住民,等等;但章太炎将西方“文明论”意义上的“文野之辩”颠倒过来,他指出以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才是真正的野蛮,而中国作为一直古老的文明应该抵抗帝国主义的野蛮。章太炎的论述不仅颠倒了文明与野蛮的秩序,而且也和明治日本以来主流的“脱亚入欧”思想形成了冲突。鲁迅在留日时代文言论文表露出来的思想,与章太炎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今天中国的鲁迅研究,其实没有在根本上超越丸尾先生对早期鲁迅思想的论述,只是可能在细节上有所推进,研究做得更具体、更详细而已,在大的判断上基本上还属于丸尾先生的这套论述。这一套论述实际上也构成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共享的前提,那就是对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思路采取是反思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丸尾先生的“鲁迅传”有其先见之明,特别值得大家重视。

  三、鲁迅的“普通人”面向与关怀

  潘世圣:我今天把以前阅读《鲁迅全集》的笔记带过来了,还有薛羽转发的一篇东京大学铃木将久教授新写的文章,从丸尾先生的笔记本入手,讲述了丸尾先生研究鲁迅精细解读文本、注重翻译和语言微妙意味的特色,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细节,值得一读。我接着刚才倪老师和罗老师的话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鲁迅翻译的问题。我们看编年体鲁迅全集,几乎每一卷都有一半甚至更多的翻译。在鲁迅的全部工作中,翻译是文学家鲁迅的出发点,并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鲁迅精通日语,德语也相当好,他翻译过不少德语作品,他学过英语以及俄语等,程度没有日语德语那么高。在日语和德语这两块,特别是日语,鲁迅留下了非常多的翻译作品,数量甚至多于他的创作作品。在鲁迅的翻译这个板块,存在不少有待探讨解决的课题,有很大的挖掘提升空间。

  关于鲁迅的早期论文。大家仔细看史料会发现,真正了解留日时期鲁迅的人,比如许寿裳和周作人,都没有人用“论文”的说法来称呼所谓的“早期论文”。对鲁迅在那个时期的工作,他们反而都异口同声的说鲁迅是向中国人介绍欧美文学的第一人。我以前对这句话没有特别的留意,但现在恍然大悟。我们可以说,在鲁迅成为小说家以前,他在最早的时期用自己的眼光和形式将欧美新潮文学介绍进中国,同时通过吸收整合欧美文学形成自己的文学价值观念,形成“鲁迅”,这才是他对中国新文学的最大贡献。也就是说,鲁迅是通过创造“鲁迅”实现了他对新文学的最大价值。鲁迅是近代早期留日学生,1902-1909年,还是清朝末年的光绪年间。他在清朝末年官派留日时期面向世界文艺求索,为日后成为新文学家新思想家奠定了重要基础。他的五篇“论文”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专业论文,而是在一个时代转型的十字路口,当大部分人还在茫然混沌找不到前行方向时,通过阅读-翻译-融汇,学习-理解-介绍全新的近代欧美文学,整合出后人所谓的“早期论文”。这些性质更接近于“译述”“译编”文艺述评,远远超越了普通的“论文”,在时代剧变的关头,提供了现代文艺的蓝图。这个意义远比“论文”更加伟大,是对中国新文学的最大开拓和创造。近代日本杰出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是这样,他的划时代著述《劝学篇》《文明论概略》本质上也是一种近代西方思想观念思潮的“译述”“译编”,但同时又成为近代日本“文明开化”实现历史变革的纲领性著述。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和福泽谕吉的“译介”“译述”的功能并非“翻译”行为本身,而是在于他们输入介绍了新时代的思想文艺范式,为开启历史变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路线图。所以它的功效远超“论文”,具有革命性的创造意义。

  在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之际,我们有机会重温鲁迅研究老前辈的言说。这两天看到林非先生在三十多年前曾说过,研究鲁迅不能跪着研究,神话鲁迅的结果往往走向丑化和摧毁鲁迅。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鲁迅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巨人,他有很多面向供人们阅读景仰。这个过程中,也出现过将鲁迅过度符号化,甚至神话的倾向。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边界的话,真的会像林非所说的那样,架空和虚化鲁迅。所以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在“肉身”之人的维度与鲁迅对话,体会鲁迅作为一个凡人的生存之道和智慧,思考他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包括教训。

  作为肉身之人,谁都有七情六欲缠身,有生活和利害的考量,凡事有各自的应对之策和表现方式。在这个层面上,我阅读鲁迅的感受,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个性有情趣有执着的人,虽然有时候还会有点偏执极端和调皮。在这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鲁迅自然纯真的人性,看到一种通向众人的魅力。有意思的是,鲁迅的这些面向更多的留存在他的私人叙事言说和记录中。比如他和许广平的《两地书》,他写给朋友的书信,他的日记以及文章中。在鲁迅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日常的、肉身的鲁迅。我们能看到理性严峻高冷,也能看到感性情趣热度,以及冒险冲动,甚至是少年式的戏谑调皮和幽默。1926年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曾经心情郁闷。楼下后面有花圃,周围是一圈铁丝网。有一天他就突发奇想,要看看能不能跳过去,结果被铁丝网绊住,屁股和膝盖都受了伤。还是在厦门,楼下的园子里有蛇,原来晚上下楼到园子小解,后来担心被蛇咬到,就弄了一个瓷壶在房间里小解,完了以后,打开窗子把尿洒下去。鲁迅率性的自嘲说,这种做法有点像无赖一样,但这个地方条件太差,也只好这样。还有,曾经有人造谣说鲁迅吸食鸦片,他很气愤,最后在西安的时候,就真的抽了一回鸦片,“报复他们”,“看他们怎样”。你看,在鲁迅的日常生活中居然有如此令人忍俊不止的戏剧性场面。《两地书》里透露出来的爱情则呈现了另一种可爱的情景。这里既有中年人遭遇爱情的某种惶惑迟疑惴惴不安,也有经历失败的旧式婚姻遇到真爱后不禁迸发出来的憧憬和甜蜜的兴奋。在他们两人的恋爱中,新时代知识女性许广平显然更加率直主动,牵引着两人的爱情;鲁迅大叔虽然似乎有些笨拙被动,但也不免为迟来的恋爱而鼓舞和激动:他期待早一天有人来管教自己吸烟;他给许广平写了一封又一封长长的情书,第一封信刚投出去,第二封又写好了。于是有好几次他直说对不起,你可能会一次收到我的两封信;爱情的火焰有时也让鲁迅热血上头,他说恋爱改变人,由于你的训示,我近来很沉静而大胆,颓唐的气息全没有了。他大胆宣称不再怕人议论,要跟爱人在一个学校,偏要同在一校,管他妈的。鲁迅大叔的热恋和年轻人一样有热度有血性。或者可以说,鲁迅的普通人面向,赋予他的那些精神以及思想符号面向以普遍性,特别是社会实践意义。

  在“肉身”凡人鲁迅的人生中,除了诸种非凡的典范性以及至真至纯的性情以外,也有令后人无比痛惜的遗憾。鲁迅在50又半的壮年,由于慢性疾病离别人世,失去了为中国乃至世界创造更多更辉煌的思想文化财富的机会,令人唏嘘不止。在1920年代中后期,看鲁迅日记可知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出现异常,他频繁出入医院。某次记曰,医生检查了以后就说了一句话,抽烟太多,喝酒太多,睡觉太少。抽烟太多,一天30支以上,黄酒喝得太多,然后锻炼养生不够,健康管理上出现疏忽。鲁迅在上海时代的“御用医生”须藤五百三就说,鲁迅不到30岁就已经基本是满口假牙,牙齿不好又直接影响饮食和消化代谢;长年累月通宵达旦工作的作息习惯也极不利于健康。这一点在读鲁迅全集时印象极深。这个问题,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鲁迅留给后世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警醒和启示。正如鲁迅一贯教导青年人所说,人在世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须大吃牛肉,将自己养胖;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

  倪文尖:潘老师一下给了我们鲁迅另一个面相。最近10年、20年确实有一种强调鲁迅“普通人”一面的倾向。这一面很重要,但是如果经此将这一问题庸俗化就不太好了。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想到了曾读过的瞿秋白的一篇著名文章——《<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在看这本传记时,我时不时地想用一些词语来概括鲁迅,觉得瞿秋白当年的概括十分准确。我想把几个词连起来讲,一个是“革命家”,一个是“韧的战斗”,还有一个是“普通人”

  要谈鲁迅是一个“革命家”,还是要接着前面谈及的那个话题——“鲁迅文学的发生”来展开。如何理解鲁迅的“革命者”形象?鲁迅的文学是幸存者的文学,他有一种很强的耻辱感,或者说赎罪感,这很重要。在当时,真正的革命者已奔赴革命,并且牺牲了。徐锡麟、秋瑾的牺牲构成了鲁迅终生的痛点。鲁迅是一个苟活者,他对这一点有着强烈而自觉的自我意识。鲁迅后来一方面对真正的革命者抱有终生的景仰,然而又对那些拿“革命”来吃饭的人很不以为然,他觉得这是无效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牺牲也是有意义的,比如陈天华的牺牲唤醒了当时留日的八千学生。1990年代初看王晓明老师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时曾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当光复会让鲁迅回国去刺杀清廷的某位大员,鲁迅因为母亲的赡养问题顾虑重重,结果组织最后收回命令,不要他去了。我对这个印象很深,我觉得鲁迅是很自觉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他的短处,或者说也是他作为一个革命者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是家里的长子,还要养家。我们过去讨论鲁迅的时候不讨论这些世俗的问题,这是不对的。但我也反对完全把鲁迅说成是一个世俗的人。鲁迅坚持的是一点一滴地做一些东西,不断地坚持,但并不求速胜。如果让他求速胜,我觉得他当年不会瞻前顾后,就会选择秋瑾的路,那样的话鲁迅也许就变成一个烈士了,这就是第二点“韧的战斗”的来源吧。

  第三点是“普通人”。丸尾先生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是他有时只把材料摆在那里,不做进一步的议论。其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我说一个关于辫子的问题。我先说我的结论,我认为在革命的问题上,鲁迅与秋瑾之类的革命者相比,他其实取的是一个普通人的态度。这也是鲁迅终其一生的立场,他始终站在普通人的、底层的、弱势的一边,对普通人不那么激烈的生存选择持以一种理解的态度。再来说书中关于辫子的细节。辫子在晚清其实构成了一个象征。丸尾先生提到,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学生中忽然兴起了剪辫子的风潮,学生代表来问他:究竟是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鲁迅的回答是没有辫子好,但他又劝学生们不要剪比较好,并且他自己曾在孔子诞辰日戴上假辫子去祭拜。学生们因此就指责鲁迅“言行不一致”,有几个学生就剪掉了辫子。后来,风潮波及到绍兴师范学堂,有六名学生也剪了辫子。经鲁迅等人的援手,中学堂的学生好不容易免于处分,但师范学堂的六名学生却遭到退学。从这个事件中可以发现鲁迅其实有一种对普通人的理解,在他的“言行不一致”中,恰恰存在着鲁迅一些非常可贵的精神品质。

  罗岗:倪老师概括得三点非常好,我认为,关键是如何去理解作为“革命人”的鲁迅与作为“普通人”的鲁迅之间的关系,怎样去把握“鲁迅”与“我们的时代”的关系。也许我们会觉得鲁迅太偏激了,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鲁迅,譬如把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从中学课本删去,甚至再选一篇王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来替代。即使今天要接受鲁迅,也主要是接受一个富有文人趣味、饱含七情六欲的鲁迅,比较有代表性的应该是陈丹青吧,他的《笑谈大先生》主要讲鲁迅怎么好玩。实际上,鲁迅之所以在今天依然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形象,重要的还是他的另一副面貌,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是“横站”,横着站,既不站这边也不站那边。但“横站”不是“骑墙派”,举个简单的例子,譬如鲁迅激烈地批判传统的黑暗面,最有名说法是三千年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从仁义道德中读出了“吃人”两个字;鲁迅也说过,希望青年人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可以看出他对传统的批判特别猛烈,以至于美国学者林毓生认为鲁迅是“全盘反传统”。一般来说,反传统的人往往会热切地拥抱现代,可鲁迅不一样,他发现现代也有很多黑暗面,同样需要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鲁迅既批判传统又批判现代,同时他对传统也并非简单地否定,对现代也没有完全粗暴地拒绝,这就是所谓的 “横站”,当然,这样的态度是最不讨好的,也是最难坚持的,而这确实构成了鲁迅最难能可贵之处。然而,坚持“横站”,进行“韧的战斗”,是需要强大“心力”的。鲁迅寿命不长,不仅因为生活习惯或者疏于锻炼,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选择“横站”,因而常常感到心力交瘁。鲁迅常说他心中有“鬼气”,不愿意将“鬼气”传给别人,这心中的“鬼气”也和他“心力憔悴”有关吧。

  鲁迅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应该是1920年代中期以后,也就是从北京到厦门再到广州这段时间,因为他遇到了许广平,丸尾先生描述得很精彩:11月30日,在国立女子大学学生代表的欢迎下,鲁迅、许寿裳等人带领(原)女师大的学生们徒步回到石驸马大街的学校主楼。这是他们自8月19日被迫离开校舍、时隔三个月后的凯旋。翌日,师徒合影纪念胜利,鲁迅为照片写了题辞。题辞融合了“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诗经·秦风·无衣》)的诗句。借用目加田诚的翻译,可知意思是“修好战甲兵刃,二人同仇敌忾”。这句话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鲁迅能与“身外的青春”们一同战斗到底的喜悦之情。无论是反抗外在的黑暗还是抵抗内心的“鬼气”,“身外的青春”都给予鲁迅强大的心力,在《两地书》中,鲁迅和许广平不是简单地谈情说爱,鲁迅找到了一个可以诉说自己心灵深处的对象,许广平也不是普通的女性,她以自己的敏感、才情和勇敢与鲁迅进行平等的对话,可以说,在许广平的激发下,鲁迅大扣大鸣,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心迹。丸尾先生认为当时鲁迅确实想要抓住某种“身外的青春”,让自己有决心摆脱绝望且怯弱的状态,甚至也会想到要过另外一种生活,赚点钱,和许广平去一个没什么人认识他们的地方。我觉得这是鲁迅真实的想法,但实际上做不到。在1920年代,鲁迅已经是中国最重要的作家,看看《呐喊》、《彷徨》的销量,可以了解到他的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要给鲁迅进行清晰的定位,那时他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他也不可能做一个普通人了。所以,丸尾先生特别指出:“因为许广平向鲁迅展现的,恰恰正是‘身外的青春’(《希望》)在自身之外名副其实地独立,是他们凭借自己的选择与决心献出‘头颅’的形象。由此,可以在鲁迅身上看到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深刻关联。

  倪文尖:我想补充一点。鲁迅的确有偏激的一面,比如他对中医的看法。但鲁迅是有大局观的人,他有一个从读书、观察、思考中获得的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大判断。秉持一个大局观至关重要,鲁迅有偏激的地方但并不死缠烂打。回到这本书,丸尾先生写到了鲁迅与传统的关系。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是鲁迅激烈反传统的一面,但是丸尾先生从学术的角度分析了鲁迅与进化论之间的关系,具体的论述十分复杂,在这不多赘述。让我惊讶的是,丸尾先生在1980年代初就强调了鲁迅对传统朴素之民身上那种固有之血脉的重视,而这一点国内的鲁迅研究要到90年代,甚至2000年之后才开始强调。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鲁迅一方面是反传统,但另一方面传统中也有他非常看重的东西。鲁迅有大局观并坚守自己的大局观不为各种利益所动,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四、“辛亥革命”与鲁迅的政治

  罗岗:还有两点正好和两位老师的讨论有一点联系。第一点是前面已经涉及到的鲁迅与许广平之间关系,凡是写鲁迅的传记,这个肯定是被高度关注的。潘老师特别提到《两地书》中有许多有趣的细节,实际上,《两地书》也是打开鲁迅心灵世界的一扇窗户,可以直观地看到鲁迅不太想向人们袒露的某些“心迹”。刚才倪老师也说王晓明老师的鲁迅传和丸尾先生的鲁迅传有不少相通的地方,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非常重视《两地书》,在书中多次引用。丸尾先生的“鲁迅传”有一段我特别喜欢,写到辛亥革命成功了,匆匆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蔡元培,在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就任教育部部长。许寿裳也赴教育部任职。蔡元培在许寿裳的推荐下聘用鲁迅,鲁迅离开绍兴,只身前往南京。尽管当时政局动荡不安,绍兴的局势已足以让人料到中华民国的命途多舛,但鲁迅仍旧毫不犹豫地为新政府的教育事业尽心竭力。他在后来的一封书信中说道:‘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这里引用的书信是1925年的“两地书”。接着,再有这么一句,丸尾先生写得特别好:“民国元年时,鲁迅三十岁。”没有多余的话,却将“民元革命”和鲁迅生命最好的时光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我记得丸山升先生的《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在讨论“辛亥革命及其挫折”时,也引用了《两地书》中的这段话说明鲁迅对于“辛亥革命”的态度并非完全悲观。由这段话也引出了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复杂,我想稍微简单的说一下——则和倪老师讲到的“革命家”有关系。实际上,“鲁迅”的诞生就与“革命”密切相关,我每次给本科生上课,第一堂课讲鲁迅文学的原点,放映的第一张的PPT是鲁迅日本留学时的照片,照片上鲁迅穿着日本学生装,然后我就问学生,看看这个照片的鲁迅有什么特点,讲到最后,一定要让他们注意鲁迅那时已经把辫子给剪了。剪辫子就是革命党,表示反对清朝统治,鲁迅把辫子剪掉了,表明的是“革命”的态度。刚才讲到8000留日学生,其实剪辫子的是少数,大多数人就像《藤野先生》开头写的,不敢剪辫子,但又不好意思明显地留辫子,就把辫子给盘起来,然后戴上学生帽,帽子高高的举起宛如富士山一样。剪去辫子的鲁迅一开始就投身革命,他是浙江光复会的最早成员之一,后来光复会并入同盟会,他也成为了同盟会最早的成员之一;接下来我又给学生看留日时期鲁迅的另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四人合影的照片,我会指着其中一人问学生:知道这是谁吗?他们猜了半天猜不出来,我说告诉大家这位是陈仪,鲁迅的绍兴老乡,同样是光复会成员,可以说是民国元老,抗战胜利之后,赴台湾就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在他的任上,发生了对台湾历史影响深远的“二二八事变”。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当时到台湾大学中文系做系主任,后来不幸遇难。许寿裳之所以去台湾,当然和陈仪有关,陈仪、鲁迅和许寿裳他们三人不仅是绍兴老乡,也是留学日本的同学,还是光复会的革命党人。从陈仪民国元老的身份,可以看出鲁迅同样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他一开始就投身革命了。

  但鲁迅毕竟没有成为民国元老,虽然他是最早的光复会、同盟会成员,原因就是之前倪老师特别提到的,鲁迅与增田涉说的那么一回事,也即他接受了一个暗杀任务后,去问自己的领导,若是暗杀牺牲了,母亲谁来养活?听到这个问题后,领导就不让鲁迅去执行任务了。这事情不知真假,也没有什么旁证,不过根据当时的状况,革命党人发动“革命”往往是两种形式,一种是发动起义,秋瑾领导大通学堂的师生起义,最后失败牺牲了;另一种则是进行暗杀,徐锡麟暗杀安徽巡抚良弼,虽然成功但最后也牺牲了。鲁迅没有走上革命和牺牲之路,他成为了“幸存者”,他的文学成为了“赎罪的文学”,无论是“幸存”还是“赎罪”,都是针对“革命”而言的,意味着鲁迅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对革命的理解,首先是与辛亥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认为革命成功后,中国将充满了希望,自己也愿意投身其中。所以,鲁迅才对许广平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丸尾先生也注意到,辛亥革命成功之时,鲁迅正好30岁,正处于大好年华之际。然而,革命成功之后,并没有如他所愿,进入一个希望的国度,鲁迅亲眼目睹的是革命的堕落和理想的失落:有些人在革命中牺牲了,成为了永远的革命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投机分子,借革命来吃“革命饭”;还有些人革命成功之后就镇压革命,甚至自身堕落后也被杀了……譬如鲁迅所熟悉的王金发、陶成章等人。所以,鲁迅产生了一种对“后革命”的警惕和恐惧,他觉得革命成功后往往“故鬼重来”。鲁迅正是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延伸到他写作《阿Q正传》、《在酒楼上》、《孤独者》和《范爱农》等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描述了“民元革命”本应具有的勃勃生机,如何逐渐消散失去?在鲁迅那儿,始终有所谓“民国的理想”与“民国的现实”之间的对峙,这两者的关系是他紧张思考的关键。

  尤其可贵的是,鲁迅没有在抽象地意义上讨论辛亥革命及其挫折,正如他在大家很熟悉的一篇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指出的:“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说是康[有为]党,后说是革[命]党,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这篇文章表面上看,似乎是针对现代评论派和女师大风潮,但在更深层次却总结了“民元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引申出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在《两地书》中,鲁迅同样重申他类似的看法,“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宏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止,但民党复起是,却有忘却了,这时他们自然也将故态隐藏起来,上午和兼士谈天,他也很以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众人,但我现在没有机会,待与什么言论机关有关系时再说罢”。(1926年10月20日,鲁迅致许广平)因此,鲁迅提倡“痛打落水狗”,并非仅仅限于“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而是来自“民元革命”以来各种各样血的教训,如果革命不彻底,那些未被革命镇压的坏人总要秋后算账,反戈一击,革命重新要付出血的代价。丸尾先生进一步指出:“因为官阶最高的一品官官帽上会用赤色珠玉做‘顶珠’,所以‘以人血染红顶子’意指以告密作为出人头地的手段,遗老是指前朝的遗臣,而遗少是鲁迅新造的词语,指那些无心进取、思想仿佛遗老的年轻人。紧接着,鲁迅提到被杀的秋瑾和王金发。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写在〈坟〉后面》,1926)。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鲁迅已然觉醒的现实主义,以及目睹许多流血后内心郁积的悲愤。”

  围绕着“痛打落水狗”的讨论,实际上涉及到近年鲁迅研究界争议颇多的一个问题:什么是鲁迅的政治?不少研究者认为鲁迅看到革命后往往“故鬼重来”,因而对革命感到幻灭,甚至对革命产生警惕。鲁迅对革命确实有重蹈覆辙的警醒,《阿Q正传》对辛亥革命的描写就是一个明证。但是,鲁迅是从革命的进程中去理解革命的后果,还是从革命中超脱出来静观革命的遗产,这是两种对鲁迅政治完全不同的理解。假如静观革命的遗产,鲁迅当然可以保持超然的态度,认为革命就是循环往复,进而将革命相对化,甚至质疑革命本身的合理性,从而与革命保持相应的距离,进而还可以把上海时期鲁迅与左翼阵营的离合结合进来,凸显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然而,这种将“革命”与“知识分子”二元对立起来的思路,根本无法清楚地解释鲁迅从血的教训中得出的对革命的深入思考——“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更何况,这一思考从“民元革命”开始,可以说贯穿于鲁迅的一生。

  按照丸尾先生的“鲁迅传”,广州时期应该是理解何为鲁迅政治的一个关键,鲁迅为什么要选择从北京南下?除了因为爱情——当时关于他和许广平的关系,的确有很多流言蜚语,所以鲁迅要离开北京——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南方带来了“革命”的新希望,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鲁迅认为这是第二次“民元革命”,在“民国的理想”和“民国的现实”之间,鲁迅再次选择了“理想”,“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此时此刻说起“民元的希望”,投射的也有可能是鲁迅寄托于“大革命”的“新希望”。但是,到了广州以后,鲁迅同样需要面临“大革命失败”的问题。我们都知道,1927年在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鲁迅正是在“政变”的前两天,也即4月10号写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1975年“文革”时期作为鲁迅的轶文被发现的,文章的题目叫《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在这篇文章中,鲁迅不仅直接引用了列宁的话:“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很显然,鲁迅认为列宁的话与他“痛打落水狗”的逻辑是相通的,也即革命不能对敌人仁慈,否则就要付出血的代价,“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所以,鲁迅再次强调:“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结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而且,鲁迅进一步在革命的进程中,继续反思了革命有可能失败的后果:“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正是在革命似乎取得了胜利的时候,革命精神反而可能“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由此,革命之后才会“故鬼重来”、“重蹈覆辙”,这是“革命”包含于自身的深刻危机,“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这一对革命后果和危机的深刻理解,离不开鲁迅对辛亥革命以降一系列革命及其挫折的总结。正是从这一富有历史感的观察出发,造成“革命”危机的不仅仅是往复的循环,恰恰是因为革命不彻底,没有成为“永远的革命者”,所以难以打破“故鬼重来”的循环。革命的进程需要召唤一种彻底的、“不断革命”的精神,进而构成一种新的“革命政治”的视野。正是伴随着“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鲁迅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答有恒先生》,1927),在告别“五四”的自觉中,新的“阶级政治”的视野逐渐浮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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