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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茂:现实主义文学如何深度影响社会变革

张文茂 · 2021-07-02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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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起来,是一个“再也不能忽略的常识”。而且,党支部领导下的村集体合作社,才是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组织基础。

  现实主义文学如何深度影响社会变革

  ——从《塘约道路》到《走向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问题。”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来源于生活,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的《塘约道路》和《走向乡村振兴》,不但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当代农村新的社会变革,而且直接融入现实的伟大变革之中,成为助推变革的一种精神动力,并且在文学作品与社会变革同频共震的互动中不断丰富、升华着自已的艺术品质和艺术生命。这样一种现象,在我国文学艺术界是非常罕见的。

  一、不敢不写的《塘约道路》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为什么人而写作,反映了作者的立场和情感。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及时发现社会变革最初的、细微的变化,并及时用文学的形式揭示出来。王宏甲就是这种见微知著的作家。

  2014年6月3日的一场特大洪水,把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的村庄、田地、道路冲毁了。在困难面前,党支部书记左文学带领支部一班人,再次以村社合一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艰苦奋斗,重建家园,发展新产业,三年时间脱困脱贫。这个发生在贵州大山里的故事,被作家王宏甲偶然发现了。当时他正在参加央视大型纪录片《长征》的撰稿工作,并接受给安顺市干部讲“人民观”。

  是什么原因吸引作家停下脚步,一定要把塘约村的事迹写出来呢?王宏甲自已讲了三个原因。第一,是塘约村新建的村委会墙上写着四个鲜红的大字,“穷则思变”。他感受到这个村有一种精神。第二,是他看到这个村把生产队散伙后的全体农民重新组织在一个合作社里,称为“村社一体”的合作社。第三,他们把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

  最初,王宏甲对这三个现象虽然感到很“新鲜”,但没有打算写些什么。可是,回到北京一个月后,他发现自已放不下这个村了。于是,决定要再次去看看。这再次看看终于促成了他的“不得不写、不敢不写”。原因还是一开始那三个。王宏甲在《塘约道路》的后记中说:“我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一再感到这片土地上的新事物对我的教育和震动都很大”。“这里的村庄,人的变化,一再促使我重新审视自已头脑中储存的记忆。我感到自已并不是在写一篇文章。这是农民正在跋涉的奋斗,这里有他们经历了新中国六十多年来农村建设、改革的实践后,自觉自愿的道路选择和坚守。”这就是作者的“不敢不写”,是一种使命感在招唤着他。

  在我看来,正是王宏甲在采访中的被教育、被震动,才促使他必须要把农民这种“自觉自愿的道路选择和坚守”呈现出来。他认为这是一个作家应该具有的良知。所以,他把最初的书名《重建家园》改为《塘约道路》。他在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农民们自已选择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而不是给大家讲一个重建家园的故事。

  二、《塘约道路》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

  《塘约道路》的出版发行,在全国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2016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报告文学《塘约道路》。12月10号,经中宣部负责同志批准,由中宣部《党建》杂志社和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召开“塘约基层建设经验座谈会暨《塘约道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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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3月9日,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参加贵代表团讨论时说:塘约做到这样,关键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新时期的大寨。

  一些省市领导人热情推荐《塘约道路》。有些省市组织部门开始大量购买《塘约道路》,发放给干部学习。安徽省委组织部在两会后很快组团到塘约村考察调研,并购买了两万册《塘约道路》发到全省基层党组织,希望广大农村党组织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斗争中认真学习。全国多地形成了学习塘约经验的热潮,仅2017年3月中旬到4月中旬,就有3万多人次到塘约学习考察。2017年全年来自北京、辽宁、山东、山西、广东、湖北、重庆、四川等上百个学习考察团去过塘约村。

  贵州省委在2017年贵州省第十二次党的代表会议报告中提出“总结推广塘约经验”。2018年省委又强调要“积极推广塘约经验”。2019年,省委进一步提出要“大力推广塘约经验”,并要求所有村都要在党支部领导下,因地制宜建立合作社,所有贫困户都要加入合作社。至此,毕节地区经连续三年的推广已在全市农村遍地开花,做到了两个百分之百,即百分之百的村建集体合作社,百分之百的贫困户加入集体办的合作社。推广塘约经验巩固了基层党组织对农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的领导地位,使毕节的脱贫攻坚战役有了坚强可靠的组织载体。

  山东省烟台市在学习《塘约道路》的热潮中,也涌现出一批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2018年10月份,他们接受中央组织部一位同志的建议,将原来“党支部+合作社”的提法改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同年11月20日的山东《大众日报》发表《党支部带着群众干 群众跟着支部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强村富民的烟台实践》的文章。从此,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为烟台学习塘约经验,组织起来发展农村经济的代名词。

  《塘约道路》出版以后,塘约村组织起来的经验在全国扩散开来。在贵州,塘约经验首先在毕节这个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特贫地区,成为脱贫攻坚的切入点和精神推动力。为了配合全国的脱贫攻坚工作, 王宏甲又承担了中国作协脱贫攻坚报告文学工程的写作任务。四年多来,他跑遍全国300多个村寨,涉及内蒙古、新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南、湖北、海南、云南等省区,并重点跟踪采访了贵州毕节地区的脱贫攻坚战和山东烟台农村合作社发展的新情况,终于在此基础上又完成了《走向乡村振兴》的写作任务。

  三、从《塘约道路》到《走向乡村振兴》

  《塘约道路》的巨大社会效应,使作家王宏甲更深入地融入了农村的社会变革进程,并且在与社会进程的同步互动中,进一步提炼和升华着自己的文学作品,反过来又继续影响着社会变革的发展进程。于是,我们看到了塘约经验在各地传播的同时,也使《塘约道路》的文学形式升华到了《走向乡村振兴》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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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实践中诞生,又深刻影响着社会进程,这才是文学作品最伟大的魅力。王宏甲的文学作品,是怎样影响社会进程的呢?

  1. 呼唤着社会变革中加强党的领导,助力基层党的建设

  现实中的党支部领办集体合作社、大党建统领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被作家概括为党的领导是第一位的重要理念。这一理念也是王宏甲文学作品中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这看似是一种政治口号,其实,这正是作家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所发现的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作者通过《塘约道路》表达了一个核心要义:在农村的深化改革中,巩固集体所有制,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上层建筑。二者的高度统一是从根基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在《走向乡村振兴》中,作者描述了毕节在脱贫攻坚战中提出的“四个留下”,即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留下一批活力强劲的村集体合作社,留下一份殷实厚重的村集体资产,留下一套高效管用的乡村治理体系。作者用大量篇幅记录了大批下派干部、驻村书记、脱贫工作队以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在三个挂牌督战的贫困县,即威宁、纳雍和赫章三县,县直单位下沉70%的干部到村。毕节全市有13301人进入乡村脱贫攻坚第一线。为什么不但要下去,而且要留下呢?因为只要你真的开始抓脱贫攻坚,就会首先面临一个农村的深层矛盾,即由于长期去组织化和弱化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农村人才、劳动力和各种要素已经严重流失,多数农村已经失去了自我组织的能力。而这种局面长期放任下去,必然导致大批农村的衰败,为资本下乡解构农村提供条件。所以,必须实行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从外部给农村注入新的活力。而这一切如果不是由党来领导和组织,又有哪一种力量能够做到,哪一种力量能够保障共同富裕的发展前景呢!这才是作家在现实中发现的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重大现实意义,而不是一些人们停留在嘴边的虚假的政治口号。

  2. 呼唤农民组织起来,探索着农村深化改革的方向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出台多年,现实中的专业合作社往往是一些大户牵头的强强联合,多数并不承担扶贫济困的社会责任,而且很多流于形式,或者被社会资本所控制。所以,要完成脱贫攻坚这样的艰巨任务,并由此走向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单有专业合作是完全不够的。这就只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共产党把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办到。没有党组织的领导,靠农民的自发性是永远没有出路的。所以,作者认为,组织起来,是一个“再也不能忽略的常识”。而且,党支部领导下的村集体合作社,才是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组织基础。

  2014年6月5日,当时的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同志来到灾后的塘约村,对党支部书记左文学说,你们可以成立个村合作社,党支部把人都组织起来,才能战胜困难。在这之前,左文学也想过专业合作社,却从未想过成立一个村合作社。周建琨书记为什么让塘约村搞村合作社呢?因为他已经认真研读了毛主席在1950年代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明白了毛主席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和方法。书中有一篇调查报告,记载了安顺市马鞍山村,上世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搞季节包工的做法,毛主席还为这篇调查报告写了209个字的按语。这位市委负责同志不但自已读了毛主席主编的这套书,又把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交给了左文学。于是,就有了塘约村的重新组织起来和文学作品的《塘约道路》,并对农村深化改革的方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 总结新时代实践成果,传扬着农村的新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以此做为新时代深化改革的基本要求。《走向乡村振兴》,就是作家以生动的文学形式,大力宣传在农村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创新是多方面的。书中展示了农村深化改革中的组织、机制创新,突破了只有专业合作社強强联合的局限性,以土地承包权补偿的办法,实现了集体经济的统一经营。更加具有长远意义的是,《走向乡村振兴》所展示的农民组织化,没有停留在塘约这样的村一级层面,而是及时总结了乡镇一级的联合和市县一级的统筹功能,并由农民社区的组织化拓展到产业体系的组织化。这些都是具有重大示范作用的体制和机制创新。

  协调发展是一种均衡的发展,是靠统筹来实现的。解决贫困户的增收问题,解决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问题,都要靠统筹。毕节市七星关区鸭池镇党委统领的合作社有“两包一干”,镇里的联合社把产前、产后两端的环节都包起来,而村合作社只管干,只管生产就行了。这就是一种乡镇统筹基础上的协调发展,不再是每一个村的单打独斗。威宁县的几万亩的山地蔬菜产业基地和县里的农业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大方县的猕猴桃产业和县里的合作联社等,都是统筹协调发展的全新展示。

  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而毕节地区过去是“经济贫困、生态恶化和人口膨胀”综合症。在赫章县海雀村,集体经济解体后的乱砍滥伐使青山变成了“和尚坡”,森林覆盖率只剩下5%。痛定思痛,党支部书记文朝荣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带领群众种树,长期坚持下来,终于使“和尚坡”又变成了绿色林海,森林复盖率达到了63.06%,彻底改变了生态环境。在绿色发展中,整个毕节市的森林覆盖率也从1988年的14.9%提升到2019年的56.49%,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在为旅游休闲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开放发展就要走出自已的一亩三分地,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纳雍县熊家场镇白马村的“东桑西移” 项目就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例子。他们与广西江凝蚕业有限公司的合作,是一种产业发展上开放式的合作共赢。威宁的山地蔬菜产业已经实现了跨地域的发展,产品的销售范围也由本省发展到外省,进而发展到东南亚地区。

  共享发展,彰显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百分之百的村有党支部领办的集体合作社,百分之百的困难户加入集体办的合作社,这些政策措施真正体现了共同致富的发展目标,避免了发展中的两极分化。县级统筹,城乡融合的发展格局,又为以城带乡、以工补农创造着条件,为缩小城乡差别,共享发展成果奠定了经济基础。

  4. 弘扬集体主义价值观,赞美着精神焕发的美丽乡村

  王宏甲在介绍塘约村当初修公路的情况时,有过一次28天义务劳动的场面,85岁的老党员杨进武坚持到午夜一点还不回去。杨进武说,这个场面我年轻时见过。我一定要来参加,不然我就看不到了。杨进武老人年轻时见到过的场面,是合作化、集体化时期举着火把的夜战。现在不用举火把了,而是大家用汽车、摩托车的灯光照亮路面,那真是激动人心的场面。王宏甲说:我由此看到,农民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我们大家都需要精神焕发的国家,我们个人,也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人生。

  新中国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来自哪里?王宏甲认为,正是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孕育出新中国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走向乡村振兴》中,有一个叫张凌的回乡创业青年。在他和村干部一起去塘约村学习以后,总结了自已家乡贫困的三点原因:一是没组织起来,二是产业没选准,三是精神没有焕发。为了焕发村民的精神,他们大搞民居改造工程,整治村庄环境卫生,制定村规民约,唤醒村民的集体主义意识。有人提议建个村寨大门,村里没钱,竟然三天时间靠大家自愿捐了35600元,连幼儿园的孩子也在家长的带领下以我是本村人的名义要求取得捐款的资格。结果,只用15天的时间,高高的寨门就耸立在村前了。

  其实,我们人类从最初脱离动物界的第一天开始,最先形成的观念就是集体主义的。因为离开原始群的集体,任何个人都无法生存下去。所以,集体主义的意识要比个人主义早上很多很多万年。我们的价值观的核心不应该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而应该是朴实的集体主义。小到爱自已的村庄,大到爱我们的国家,需要时也可以为它们贡献自已的一切。

  四、只有本色作家才具有这种历史的责任感

  鲁迅先生说过:从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

  王宏甲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作品,能够深度融入社会大变革之中而不是置身事外,是由他的立场、情感、良知和几乎深入骨髓的历史责任感决定的。他的作品叙事自然流畅,语言朴实无华,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可以让每一个农民都读得懂、有共鸣,并能给他们以精神的鼓舞!他在自己被新事物所吸引,被教育,被震动中,把这些活生生的、还未被多数人注意到的社会变革揭示出来,他认为这是自已的历史使命。所以,他不得不写,不敢不写。

  由塘约村,到毕节市,到贵州全省、再到全国,既是塘约经验的传播,也是文学作品《塘约道路》融入社会变革实践的过程,是文学的精神力量向社会物质力量的转化。在这种转化中,不但有文学形式对社会实践的反作用,同时,人民群众新的丰富的社会实践又给文学作品的升华提供了新的土壤。笔者也曾实地考察过塘约村,考察过毕节地区的很多典型,对全国的各类典型也跑过不少,所以,对王宏甲用文学形式与农村社会变革的这种良性互动深有感触。我读他的《塘约道路》、《中国有个滕头村》、《走向乡村振兴》等文学著作,从来都是当做有丰富思想内容的社会学著作来读的。

  王宏甲的文学作品影响了我国当代农村社会的政治生态,助推了农村党的组织建设和党的领导作用的加强。他的文学作品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发展进程,鼓舞了脱贫攻坚,示范着乡村振兴。他的文学作品引领着一支年青干部队伍的成长,从支部书记到乡镇书记,甚至一批县委书记,还有一大批下乡工作队的知识青年。他的文学作品探索着农村深化改革的方向,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典型示范。他的文学作品净化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振奋着人们的精神,催生着新的发展理念。

  文学艺术是劳动人民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而不是作家游离于世外的孤芳自赏。作家既是社会进程的观察者、思考者,也是社会进程的直接参予者和引领者。就此而言,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无疑是我国这一群体中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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