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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问题”与“劳工文学”在《新青年》上的隐显

张全之 · 2022-01-03 · 来源:西川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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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由一份文化启蒙杂志最终转变为一份提倡劳工运动的政治性杂志并非偶然,其中有政治形势和思想运动的影响,也与陈独秀本人的志向有关。自始至终,《新青年》中有一条由隐到显的线索——对劳工问题和劳工文学的重视和提倡,不看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中国思想运动在1920年代初期的急剧转型。就文学史而言,《新青年》有关劳工文学的一脉传统,为20年代文学题材向底层转移做了充分的铺垫和准备,并发挥了很强的引领作用

  《新青年》由一份文化启蒙杂志最终转变为一份提倡劳工运动的政治性杂志并非偶然,其中有政治形势和思想运动的影响,也与陈独秀本人的志向有关。自始至终,《新青年》中有一条由隐到显的线索——对劳工问题和劳工文学的重视和提倡,不看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中国思想运动在1920年代初期的急剧转型。就文学史而言,《新青年》有关劳工文学的一脉传统,为20年代文学题材向底层转移做了充分的铺垫和准备,并发挥了很强的引领作用。

  

  《新青年》是一份由知识分子创办并以知识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为受众的杂志,所以它讨论的问题有很强的文人特征,远非一般民众所能理解。与之相比,陈独秀此前创办的《安徽俗话报》则是一份专门面向略通文墨的普通民众发行的通俗读物,采用口语写作,讨论的问题贴近百姓日常生活。陈独秀创办这两份刊物各有诉求,但又有着近乎相同的用心。创办《安徽俗话报》是为了适应当时潮流,唤醒普通民众,达到救国保种的目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部分文人深切感受到民族的屈辱与危机,便开始了救国自强的艰难历程。但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维新变法,都是自上而下的救亡图强运动,与普通民众无关。后来崛起的“同盟会”虽然提出了激进的革命主张,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把发动普通民众作为革命成功的基础。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血的教训面前方才意识到普通民众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随撰写《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中国积弱溯源论》等文,分析封建专制统治带来的种种恶劣状况,提出教育国民的重要性。1902年发表长篇系列论文《新民说》,将“新民”看作当时中国的“第一急务”,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启蒙工程。同年他创办《新小说》杂志,高举起“小说界革命”[1]大旗,借助小说推进其文化启蒙事业,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运动便以此为嚆矢[2]。在梁启超的带动下,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唤醒民众的重要性,一时之间,借助报刊、文学、舆论唤醒民众、开启民智成为一种潮流。

  正是在此背景下,知识界提出“兴白话而废文言”“研制拼音文字”“改良戏曲”等口号,也采取了一些切实的行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办了多种白话(俗话)报纸。陈独秀的《安徽俗话报》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他那时候的看法是很明确的:“要努力唤醒广大群众,起而救亡,救亡就必须推翻清室的腐败统治。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懦怯,要有勇气而不急躁。”[3]所以对陈独秀来说,办刊物其实就是他革命行动的一部分。而在办刊物的同时,他也参加了上海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在安徽发起成立“岳王会”。对他来说,笔和枪是他革命的两件武器,都同样重要。

  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成立,陈独秀曾一度积极参与政府工作,对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怀有美好期待。但事实并不如人愿。袁世凯当政以后,社会更加腐败溃烂,看不到丝毫希望,他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痛苦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倶无,国必不国。呜呼!国人其已陷此境界否耶?”[4]

  此文的愤激之言虽然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误解,但其中表达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陈独秀呼唤着民众的“自觉心”,不满于国家现状和民众的颟顸,他渴望能振臂一呼,唤起民众,重新开始新的革命。所以他后来跟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5]正是在这样一种心境下,他在群益书社的支持下创办了《青年》杂志(自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陈独秀办刊物,有着强烈的现实功利性和政治目的。虽然其在文章中特别声明“讥谈时政,非其旨也”[6],但其实他要谈的是大政治——通过重造新青年,传播新思想,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现状。他早期办《安徽俗话报》时的良苦用心,参与编辑《甲寅》等杂志时的热切期待,都汇聚在了《新青年》上。所以《新青年》虽然锁定的读者群是有文化的青年,但广大民众的愚昧麻木(无“爱国心与自觉心”)一直是他耿耿于怀的心事,这种心事在《新青年》经营的过程中,也会得到体现,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唤醒青年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觉醒的青年去唤醒民众。唤醒青年是他的短程目标,通过青年再去唤醒民众,才是他的最终目的。当时代发生变化,对唤醒青年失去足够的耐心之后,他仍然会直接奔向广大民众,号召他们起来革命。后来《新青年》的转向,与他的这一隐秘期待不无关系。第二,《新青年》在介绍西方文化、哲学、文学等新知的时候,始终关注着下层民众的生活,尤其劳工(工人)的生存状态。这种关注在《新青年》早期不太明显,但随着时代思潮的演变和陈独秀个人思想的变化,劳工问题越来越上浮,并最终成为《新青年》的核心问题,使这份启蒙思想刊物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杂志。所以劳工和劳工问题构成了该杂志的一条线索,它从隐到显的转变,见证了时代思想的变迁和这份杂志的悄然转型。从这个角度讲,《新青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为初创时期,从创刊号到2卷4号(1916年12月)是一段不温不火的时期。作为一份面向青年读者的启蒙杂志,它虽然发表一些颇有见地甚至激烈批判孔教的文章,但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第二阶段是它的黄金时期,从1917年1月2卷5号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开始,《新青年》高举文学革命大旗,制造了一个新的热点,而且持续升温。《新青年》原本就有的文化革命姿态借助文学革命的影响力引起广泛关注,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思潮。后来研究者都认同胡适的说法,认为《新青年》开创了一个时代,就是针对这一阶段而言的。这个热度一直持续到1920年4月,7卷5号预告下一期将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止。第三阶段是转型期,自1920年5月《新青年》将7卷6号变成“劳动节纪念号”开始,到9卷6号,为转型期。这份高标文化启蒙的杂志,开始将关注的重心向劳工问题转移,马克思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宣传俄国革命的内容越来越多,为最终变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做了充分准备。第四阶段是它的定型期,它最终作为一份政党刊物,经过两次复刊,发行了9期以后结束了它的使命。

  

  如今我们回过头来观察这四个阶段,不难理出劳工问题和劳工文学的发展线索,它明显经历了一个从隐到显,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

  在第一个阶段,陈独秀及《新青年》大部分作者,还是按照刊物的基本定位,为青年输送来自西方的哲学、文学、政治观念,比较分析中西文化之差距,呼吁青年们迅速觉醒,如陈独秀在《1916年》一文中富有激情地呼吁:

  “从前种种事至1916年死,以后种种事自1916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晳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青年必怀此希望,始克称其为青年。”[7]

  对青年之希望其情殷殷,其心拳拳。正是在开始的时候专注于青年问题,所以劳工问题在第1卷上处于隐伏状态,但即使这样,有关劳工问题的内容也会偶尔显现。如创刊号上刊登了《卡内基传(艰苦力行之成功者)》,这是一个底层工人通过艰苦奋斗而成功的故事。传记对卡内基做工人时期艰苦生活的渲染,对青年很有励志作用,也展示了劳工阶层的良好品质。第1卷的6期杂志专致于青年的“修身治国之道”,涉及劳工问题很少。从第2卷开始,有关劳工(或劳动)问题的文章明显开始增多。2卷2号刊登了吴稚晖的《青年与工具》,这是一篇专门谈青年应该学习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文章。吴介绍说,在英国或德国,青年家里都有一个自修室(或工场),备有刨床、钻台、锯座之类的工具,青年人可以通过这些工具进行发明创造,并接受使用工具的训练,中国显然没有达到这样的教育水平。本文虽然没有涉及劳工问题,却提出了让中国青年接受工具使用训练,并亲自动手参加劳动的主张,这充分体现了近代以来劳动观念的转变。吴稚晖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他对劳动问题十分重视,且身体力行。他在巴黎跟同伴创办《新世纪》杂志时,都是自己动手进行排版印刷。抗战时期避居重庆时,曾经有人送他一部人力车,他却将车把锯掉,放在家里当座位。所以《青年与工具》一文充分显示了这位老牌无政府主义者对劳动问题的思考,并产生了很大影响。陈独秀在文后写下这样的按语:

  “吴先生稚晖,笃行好学,老而愈挚,诚国民之楷模,吾辈之师资。此文竟于发热剧烈时力疾为之,以践本志之约,其诲不倦重言诺如此。全文无一语非药石,我中国人头脑中得未曾有,望读者诸君珍重读之,勿轻轻放过一行一句一字也。”[8]

  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这篇文章乃陈独秀约稿,吴稚晖在生病发烧之时写就,陈独秀不仅感动,而且如获至宝,因为本文关于青年接受工具教育的论断,与陈独秀不谋而合。同期刊物上,陈独秀撰写了《我之爱国主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灭亡不在于内有独夫外有强敌,而在于“国民之行为与性质,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针对英雄豪杰式的“一时的爱国主义”,他提出了“持续的爱国主义”的概念,认为国民应该具备“勤”“俭”“廉”“洁”“诚”“信”六字方针。在谈到“勤”的时候,他提出了“劳动神圣”的重要命题:“劳动神圣,晳族之恒言;养尊处优,吾华之风尚……自食其力乃社会有体面者所羞为,宁甘厚颜以仰权门之余沥,呜呼,人力废而产业衰,产业衰而国力堕,爱国君子比尚乎勤。”[9]到2卷3号,又刊登了吴稚晖的《再论工具》一文,开篇便写道:“余居英时,重感欧洲人职工思想之发达,前日为《青年与工具》一文首略罄积想。”接下来,他介绍了在《青年与工具》一文中提到的三样工具。因为他的《青年与工具》发表之后,陈独秀很感兴趣,希望进一步了解这三样工具,并希望在中国青年中推广。这说明陈独秀和吴稚晖一样,渴望中国青年动手参与到实际的劳动中,养成“职工”意识。

  到第二个阶段,文学革命大旗猎猎,《新潮》杂志紧紧跟进,北京大学成为新思潮的核心和新文学的重镇,《新青年》一时成为学界热点。一大批优秀人物聚集在这个刊物周围,使《新青年》成为同人杂志,盛况空前,成就了一代名刊。在这个过程中,劳工问题依然是其中的重要主题之一,虽然没有像文学革命、文字改革、妇女解放、爱情自由等问题那样火爆,但也一直存在着,并留下了一些可贵的文献,为后来《新青年》的转向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无论是文学革命,还是妇女解放,都与劳动和劳工问题密不可分。所以在提出文学革命初期,胡适强调“须言之有物”,“不避俗字俗语”,主张“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这些观点不只是推动了文学语言和内容的变革,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中国文学开始了从庙堂、从文人案头向民间的位移。所以林纾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使用“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就是为了维护数千年来中国正统文学的“雅正”传统。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更是抓住这一点进行发挥,并提出了振聋发聩的“三大主义”: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0]

  从“贵族”到“国民”,从“古典”到“写实”,从“山林”到“社会”,清楚表明,陈独秀试图把文学从中国社会的贵族阶级手里夺回来,交给下层民众,这样一种价值姿态,就已经充分显示对底层民众(劳工)的重视。几乎同时,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其重要意义也在这里:文学要写“平民”的日常生活。在这一思路的影响下,“五四”新文学从诞生的时候开始就具有了反映下层民众生活的特质。1918年4卷1期开辟《诗》专栏,共推出白话诗8首,其中写下层劳动民众(劳工)的就有3首,分别是沈尹默的《人力车夫》、胡适的《人力车夫》、刘半农《相隔一层纸》。沈尹默和胡适的同题诗都写了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沈强调的是车夫的“苦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胡适则写了一位拉车的童工。这个孩子才16岁,已经拉了三年车了。胡适不忍心坐,但这个小车夫回答:“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对这些在北京高校工作的知识分子来说,离他们最近的劳工就是他们几乎每天都要接触的人力车夫了,所以“人力车夫”一时成为“劳工文学”的主角。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写冬天屋子里的有钱人嫌炉火太热,窗子外面一个叫花子马上要冻死,屋里屋外,相隔只有一层纸,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样的诗,已体现出了后来在文学中日渐强势的阶级意识了。到4卷2号,刘半农发表诗歌《车毯——拟车夫语》,写人力车夫买了一床新毯子铺在人力车上,希望坐车的老爷多给几个铜子,而自己再冷也舍不得披一披。对下层劳工的同情溢于言表。

  除人力车夫以外,《新青年》在这段辉煌时期对其他行业民众的苦难也多有关注,充分显示了“五四”新文学的人道主义倾向。4卷3号发表陶履恭的“社会调查”——《震泽之农民》,开篇痛斥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只记载英雄恶霸的所谓“功业”,不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此相呼应,胡适在4卷4号谈到文学题材时也特别指出:

  “官场妓院与龌龊社会三个区域,决不够采用。即如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种处小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并且近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11]

  同期发表刘半农的《学徒苦》,以生动形象的语言描写了学徒在师傅家里干一切杂活还吃不饱、穿不暖、饱受辱骂和虐待的苦况。4卷5号发表刘半农《卖萝卜人》,5卷2号发表陈独秀的《南归杂话》再次重提青年做工的问题,都反映了这份刊物对劳工问题的思考。1918年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颇有扬眉吐气之感,而中国劳工在欧战战场上的贡献也常被人们提起,这时“劳工”问题成为一个时代的热点。1918年10月《新青年》5卷5号推出“关于欧战的演讲三篇”——《庶民的胜利》(李大钊)、《劳工神圣!》(蔡元培)、《欧战以后的政治》(陶履恭)。李大钊在演讲中强调“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蔡元培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尽管蔡元培强调他说的“劳工”包括了所有劳动者,但事实上,这个概念在流传过程中还是局限于“劳工”的原处含义—专指劳苦大众。在蔡元培的带动下,“劳工神圣”一时成为流行语,并对之后的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新青年》杂志是这次“劳工神圣”思潮的重要推动者。1919年5月,6卷5号大量刊登介绍俄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如果说此前《新青年》对劳工问题的思考仅仅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那么当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举进入中国以后,对劳工和劳动问题的思考就具有了理论基础和强烈的政治色彩。6卷6号刊登了周作人的诗《东京炮兵工厂同盟罢工》,写东京炮兵工厂的工人因为米价上涨,要求增加工资,结果这些造枪的人被收监了。诗歌语言质朴,叙事清晰,反映了周作人对工人运动的关注与思考。这是该杂志第一次发表以工人罢工为题材的作品,具有标志性意义。除了关注民众的穷苦之外,对劳动问题的探讨也开始出现,陶履恭的《欧美劳动问题》就是一篇重要的文章。该文不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还介绍了欧美的工人运动和劳资斗争,是一篇系统介绍欧美劳动问题的文章。显然劳动或劳工问题,已经成为这份杂志上的热点问题之一。7卷5号,发表陈绵的剧本《人力车夫》,跟此前人力车夫题材的作品相比,阶级对立的味道已经很足。与此同时,在劳动思潮的影响下,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工读互助团也悄然兴起,《新青年》集中刊发了胡适、季陶、李大钊、王光祈等人的文章,反思工读互助团存在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工”和“读”的问题,也就是劳动和读书的问题。7卷5号出版于1920年4月,正逼近“五一”,所以该刊发布《本志特别预告》,“决定发行‘劳动节纪念号’”,到这个时候,《新青年》已经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当初的文化启蒙主题让位于劳动主题,从而令杂志进入第三个阶段。

  

  《新青年》一共出版过四个专号,分别是“易卜生号”(4卷6号)、“马克思号”(6卷5号)、“人口问题专号”(7卷4号)和“劳动节纪念号”(7卷6号),这四个专号从易卜生到马克思,从人口问题到劳动问题,真实呈现了《新青年》在主导思想方面的演变轨迹,而“劳动节纪念号”是它最后一个专号,决定了它后期的基本立场。该号封面上印有“劳工神圣”,翻开第一页就是蔡元培手书的“劳工神圣”四个大字。全刊共收录了16位人士的题词,其中著名人物除蔡元培外,还有孙中山先生和老牌无政府主义者吴敬恒,其余13人全部为一线工人,所题写内容全部是赞美劳工、崇尚劳动的,如先施公司大菜间工人张玉堂题写的是“惟亲身劳动者有平等互助精神”,怡和纱厂工人刘光典的题词是“不劳动者之衣食住等均属盗窃赃物”。本期刊物在内容上全都是关于劳工和劳动问题的介绍、讨论以及对全国各地劳工状况的调查报告。曾经作为文化革命急先锋的《新青年》到这一期已经完全改变了过去几年的文化启蒙色彩,过去处于隐伏状态的劳工和劳动问题,终于占据了这份刊物的全部版面,使这一刊物实现了彻底转型。陈独秀发表《劳动者的觉悟》一文,认为:

  “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现在欧美各国劳动者的觉悟,已经是第二步;东方各国像日本和中国劳动者的觉悟,还不过第一步。”[12]

  自本期以后,杂志上有关劳动的内容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色彩也越来越浓,“俄罗斯研究”成为整个第8卷的保留栏目,大量介绍苏联社会的种种状况。第9卷虽然取消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但对社会主义的讨论以及对劳工问题的重视,依然是这份杂志的主要倾向。就文学而言,也有一些反映劳工问题的作品发表。陈衡哲的小说《波儿》写了一个工人家庭拮据、艰难的生活;鲁迅的《风波》写了七斤这位“不捏锄把子”的农民在城市和乡村因为政治变动而遭遇的风波,虽然立意不在反映七斤的劳苦,但也能从中看出中国劳工与上层政治之间密切而又疏离的关系。说密切,是因为上层的政治变动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命运;说疏离,是因为他们其实什么不懂,连随波逐流的能力都没有,而是被时代思潮裹挟着,如水中落叶一般随势漂浮,没有任何自主性。

  总的来看,《新青年》在这一阶段对文学的重视大不如上一时段,所以揭载作品的数量大为降低,优秀作品除鲁迅的几篇小说之外,乏善可陈。值得一提的是,8卷4号发表议论性散文《劳工神圣颂》,不仅议论新颖,而且文字优美,富有抒情性。文章写道:

  劳动者和神一样,彻夜走动的。人虽瞧不着他的姿体,可是工场中高壁的那一边,生产的神的儿子们,正在那里为我们终宵纺织。

  他是普照世界的神,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得见的。地之下有凿坑道的矿夫;天之上有空中劳动者;海底有潜水夫。毒气中有背负着酸素吸入器劳动的;烈火中有飞走的消防夫。这样看来,劳动者实有与神灵一样的热心。

  这是关于劳工神圣的最为优美的文字,与李大钊的《青春》一样,是《新青年》杂志发表的优秀政论性散文佳作。这一时期发表的文学作品,也有很多与劳动有关。

  1922年《新青年》出版至9卷6号,实际上就终刊了。1923年出版的同名杂志,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了,名为季刊,实际经常脱期。1923年至1924年共出4期;1925年改为月刊,重新出版,但事实上仍然不断脱期,实际成为不定期刊物;到1926年出至第5期,彻底停刊。将这一段的《新青年》杂志看作一份新的杂志可能更为妥当。

  历来研究《新青年》的人,都看重它的启蒙功业和在中国文化转型中扮演的砥柱中流的角色,而忽视了这份杂志对劳动、劳工问题的思考及其对劳工文学的重视和提倡。事实上,自1920年代开始,劳工问题成为知识界关注的核心问题,《新青年》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看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中国思想运动在1920年代初期的急剧转型。就文学史而言,《新青年》有关劳工文学的一脉传统,为1920年代文学题材向底层转移做了充分的铺垫和准备。

  推荐语: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变革中,工人阶级不仅是客观意义上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力量,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中,居于革命领导阶级的特殊地位,因此“工人”这一身份所富含的革命内蕴和政治意味,是与其他阶级群体大有不同的。不过,中国新文学与现代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却远没有它在政治、历史等层面的那种密不可分,很多时候甚至是与之相疏离的,如何认识这种“悖论式”的发展趋向,是值得研究者侧目的。

  本期推送的《“劳动问题”与“劳工文学”在<新青年>上的隐显》,是张全之老师近年来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工人阶级关系系列文章中的一篇,通过对1920年《新青年》劳动文学专号后的转型分析,梳理出了其办刊过程中劳工问题和劳工文学的发展线索,也揭示了其从隐到显,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最终在《新青年》的“启蒙”定位之外,使其“关注劳工”的传统也浮出了历史地表,为1920年代中国思想运动和文学向底层的转移、进步提供了溯源的可能。

  荐稿人:刘牧宇

  注释

  [1]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号。

  [2] 用文学改良世道人心的文学启蒙主张很早就有,在梁启超之前的近代人物也多有提及,但引进西方的文体形式,借助西方的自由、民主以及个人现念进行启蒙,梁启超具有首倡之功。

  [3] 这是陈独秀托人转达给吴樾等人的指示。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集苹丛书辛亥风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

  [4] 《甲寅》1914年第1卷第4期。

  [5] 转引自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

  [6] 陈独秀语,见《青年杂志》(《新青年》)第1卷第1号“通信”栏。

  [7] 《新青年》1916年9月第1卷第5号。

  [8] 《新青年》第2卷2号,吴稚晖《青年与工具》一文后面的“独秀谨识”。

  [9]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

  [10]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2月第2卷第6号。

  [11]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4月第4卷第4号。

  [12] 陈独秀:《劳动者的觉悟》,《新青年》1920年5月7卷6号。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与工人运动关系研究’’(14AZW016)的前期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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