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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的重庆谈判,周恩来为何力荐林彪代表毛泽东会见蒋介石?

梅兴无 · 2021-12-07 · 来源:党史博采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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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抗战时期的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间,国共双方在重庆进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驻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推荐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与蒋介石谈判,并实际策划和运作了这次谈判。谈判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为抗战胜利后的国共重庆谈判作了铺垫。

  力荐林彪代表毛泽东见蒋介石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降至冰点。斯时国际局势激烈动荡,接连发生了两件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件:一是1941年6月德国突然进攻苏联;一是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国签署了对德、意、日作战的《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了反对轴心国的盟国阵线。美、苏两大国都希望中国坚持抗战,不希望国共两党关系恶化。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通过私人代表转告蒋介石:中国在3年之内不要发生内战,还明确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我们认为,毛泽东必须直接和蒋介石联系,以消除国共之间存在的误会,使中国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组织起反对日本军队的具有决定性的进攻行动。共产党应当表现出最大程度上的理智和果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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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家共同宣言》

  中共中央顺势而为,于1942年7月7日公开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表示“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毛泽东同时电告各地将领,力避与国民党发生军事冲突,还电示驻重庆的周恩来:“愿见蒋介石一谈。”

  对于中共释放出的善意,蒋介石也明确表态,今后“解决共党问题用政治方法”。7月10日,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在重庆病逝。7月17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代表蒋介石前往吊唁时,周恩来向张提出希望同蒋介石面谈。7月21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告之已指定张治中与军令部次长刘斐同中共重启谈判。8月14日,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表示要好好解决国内问题,并主动提出,他近期将去西安,想在那里约毛泽东先生一晤。

  周恩来见蒋介石后,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分析了蒋介石约见毛泽东的意图,“在态度上还看不出有何恶意”,“其目的未可测”。他提出两个方案供中共中央选择:一是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作为毛的代表到西安见蒋介石;二是要求蒋带周恩来到西安,然后由周飞延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返西安见蒋。

  周恩来之所以建议毛泽东不宜亲自去西安见蒋介石,是鉴于西安事变后蒋扣押张学良的教训。那么,中共党内人才济济,周恩来为什么独荐林彪作为毛泽东的谈判代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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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去重庆会见蒋介石。

  一是当时林彪深得毛泽东的器重。从井冈山开始,林彪就是毛麾下的一员骁将。1938年底林赴苏联疗伤,1942年初从苏联返回延安途中,在兰州、西安等地开展的统战工作颇见成效。毛泽东认为林具备多方面的才干。2月8日,毛泽东破例亲自去迎接返回延安的林彪,并安排林住在杨家岭,离他近一些。接着为林举行千余人的欢迎会,毛泽东、朱德等出席。2月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他(林彪)在兰州、西安统战工作做得很好,与胡宗南诸人曾有深谈。据林说,国民党统战工作很可开展,要我告你注意。”3月21日,周恩来也致电林彪,称赞林在“新疆、兰州、西安进行的统战活动影响极好”。

  二是林彪有苏联背景。1940年3月任弼时离苏回国,林彪接任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负责人,担当中共与苏共、共产国际疏通联络的工作。是年9月,苏军统帅部召集军事会议,邀林彪参加。苏联元帅们都认为德国将先攻占最富饶的乌克兰。林彪则认为希特勒不会从乌克兰打,将从西线进攻苏联,占领莫斯科。与会者都摇头。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进攻苏联的路线被林彪言中。苏方邀请林彪参加他们的卫国战争,林发电报回国请示,毛泽东回电让他立即回国。林彪抵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即通过盛世才向蒋介石报到。蒋认为林此举为苏联人之意图,因而对这个有“苏联背景”的“黄埔学生”重视有加,即给迪化、兰州、西安等地要员下令:“沿途以礼相待,按省长待遇迎接,护送到延安。”林彪抵达西安,毛泽东又指示林暂不回延安,在西安多住些时日,给蒋造成林之所为与苏联意图有关,而非秉承中共之命的感觉。

  三是林彪为黄埔军校四期生,周恩来深知蒋介石对黄埔生高看一眼,这为谈判沟通创造了先机。

  四是林彪首战平型关,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威震海内外,成为名噪一时的抗日名将。

  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对形势作了精准地研判:当时国民党正打算召开五届十中全会,意欲缓和对中共的政策,国共关系有改善的迹象,应抓住这个时机与蒋谈判。于是采纳了周恩来的第一个方案。8月17日,毛泽东起草复周恩来电:“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德)赴西安见蒋则更好。”

  8月18日,毛泽东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会议形成基本共识:“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即亲苏、和共、政治改良。”为此,8月19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强调“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

  但周恩来认为:蒋毛会面时机并不成熟。他当天致电毛泽东建议:“最好林或朱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

  毛泽东对这次谈判的态度十分积极,认为他有必要见蒋,此后他多次致电周表示:“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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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期间,周恩来在重庆留影。

  周恩来长居重庆,跟蒋介石打交道多年,深悉蒋的政治手腕,认为目前蒋虽然有用政治办法解决国共关系的意向,但具体问题尚未涉及,对共产党的施压毫无减轻,会晤地点又在西安,其风险不能不考虑。9月5日,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近500字的长电,恳切陈述他的看法和建议:

  我认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绝非民主合作;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党领导,尤其对毛,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犹要叶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此次我在电答时提到愿回延接林或朱出来亦不许),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主观念并无丝毫改变。

  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住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

  这个建议是经中共南方局集体讨论的,所以周恩来特别加上“我们”二字。

  中央和毛泽东对周电极为重视,经反复讨论,最终接受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先派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与蒋介石面谈。

  策划林、蒋两次正式会晤

  1942年9月上旬,国民党当局正式通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同意林彪到西安见蒋介石。9月14日上午,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和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的陪同下,从延安出发前往西安见蒋介石。时陕北连日暴雨,道路冲垮,林彪一行直到9月17日下午才到西安。此时蒋介石已返重庆,留下话让林彪到重庆再谈。

  是日,林彪发电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电同意林去重庆。9月29日,林彪从西安乘汽车赴重庆,10月7日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与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副书记董必武相会。

  这次重庆谈判,名义上林彪是毛泽东的代表,但中共方面的总策划是周恩来。林一到重庆,周就向毛泽东发电报提议,林在见蒋时不提全部要求,或只谈原则;对张治中则除要求停打之外,还要谈防地,说明愿听调遣,但须解决困难。如此,“林此来可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缓和双方表面关系,二是重开谈判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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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下旬,林彪到重庆谈判时,周恩来与林彪在红岩合影。

  林彪与蒋介石会晤是此次重庆谈判的重头戏。林、蒋两次会谈的内容,都是由周恩来事先提出方案,然后与林彪一起商议决定的。

  林彪抵渝后不久,蒋介石通知见林。周、林根据毛泽东确定的原则,精心准备了与蒋谈话的具体要点。10月13日,周恩来、林彪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坐一辆奥司丁轿车来到蒋介石官邸。蒋身着军便装,在客堂门口迎接,首先与周恩来互致问候,在与林彪略事寒暄后,蒋问林:“毛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我?”林答:“毛先生本打算亲自来见校长,因身体有恙未能如愿。”

  在大约45分钟的会晤中,主要是林彪谈,蒋介石听。周恩来则全神贯注地倾听林的谈话和观察蒋的反应。关于如何处理党义分歧时,林彪说,我党虽名为共产党,实际即为救国之党;我党共产主义之目的在救中国,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在理论上毫无二致。至于社会主义,林请蒋不必担忧,因为孙总理说过“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

  林彪表示,此次来重庆前,毛先生一再告我,今后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此三句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从之行动。就中共言,不仅现在决不采取违反此种思想之畸形政策,即到将来亦必如此;不仅现在要拥护委座,即到将来,亦必拥护。”

  林彪坦言,中共最大的担忧是“目前有发生内战的危险”, “果如所期,则抗战建国,将前功尽弃”。他同时指出,万一内战不能避免,我回旋之地绰有余裕,一处不能固守,他处可以防御,平原不能抵抗,山地可以持久。对于国内党派问题,亦不是用兵所能解决,因之亦不能发生内战。这番话,林彪知道蒋介石不愿听,但这是毛泽东叮嘱必须讲给蒋听的。果然,蒋不停地看表,周示意林彪不要再讲了。这样,林、蒋的第一次会谈结束。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十分关注林彪在重庆谈判进展,并对亲到重庆见蒋也很期待,他致电周、林:“第一次见蒋时是否谈到了我见蒋的问题,如未谈到,第二次见蒋时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为给重庆谈判创造融洽的氛围,毛泽东于12月1日致函蒋介石,语气相当客气:

  前承宠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东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

  蒋介石看到毛泽东这封信后,遂决定再见林彪谈谈。这次蒋是单独见林。临谈前,周恩来向林彪详细交待了在谈判中的注意事项,反复磋商了会谈要点。

  12 月16日下午,在张治中的陪同下,林彪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蒋问:“这次到重庆来,见了一些同学吧?”林答:“见了几个。”蒋说:“你的那些同学,都很听我的话。”林听出了蒋的弦外之音,随口应道:“我知道。”

  林彪再次转达了毛泽东与蒋见面的意愿,然后提出“三停三发两编”的具体要求:即停止全国性的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限制打压,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发饷、发弹、发药,允许中共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

  蒋介石避重就轻,说:“药品可由何应钦发给,其他问题涉及全局,待我通盘考虑后,再答复你们。”并表示国民党对统一团结问题是有诚意的,不是政治手段,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我在这个位子上,就决不会让你们共产党吃亏的。只要你们为国家效力,政府会依才使用。”

  林彪又提出恢复新四军番号的问题:“‘皖南事变’是国民政府的一个错误。我党为了增强中国的抗战实力,已宣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新四军既然是抗日军队,就必须有合法的名分。因此,请校长允许恢复新四军的番号。”

  对此,蒋介石一口拒绝:“新四军我已下令取消了番号,还谈它干什么?我明白地告诉你,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要恢复新四军就不是真正拥护我。”

  会晤当日,周恩来、林彪将会晤情况电告毛泽东。12月18日,毛复电周、林,对下一步交涉重点作出了具体指示。

  主导与国民党大员的谈判

  周恩来自始至终主导着这次与重庆国民党大员的谈判,并和林彪一起同张治中、刘斐、何应钦等重量级人物进行了面对面交锋。

  1942年10月16日,即林彪第一次见蒋介石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林彪与张治中会谈,就包括“三停三发两编”在内的中共方面所关切的问题进行谈判。然而张却打“太极拳”:“现在谈这么细尚早,你先去同各个方面多谈谈,然后我们再谈。”

  接着在与刘斐谈判时,刘同张一样,只愿意谈原则问题,不愿意涉及具体事宜,而且把“皮球”踢了回去:“你提出的一切我们都可以谈。不过委员长命张部长负责谈判的事情,你还是找他先谈比较合适。”

  在林彪第二次见蒋介石后,12月24日,周恩来、林彪又与张治中举行会谈。根据毛泽东12月18日复电的指示精神,林彪正式向国民党提出了中共的四条建议:一、在允许共产党合法化的条件下,可以允许国民党到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党、办报,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二、共产党领导之军队编4个军12个师,包括新四军在内。三、陕甘宁边区依现有区域改为行政区,直属中央;改组华北地方政权,实行中央法令。四、八路军、新四军黄河以南部队战后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但现在只做准备,战事完毕,保证立即执行。

  在林彪谈完这“四条”后,周恩来向张治中申明:“如果认为这四条可谈,林将军就留下来继续谈;如果认为双方相差太远,请蒋委员长提出具体条件,交林将军带回延安商量。”张治中做了详细记录,表示尽快向蒋报告。

  1943年元旦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林彪向张治中表示: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共方面的诚意,在军队数量上,中共领导的军队还可以减少一两个师。

  于是,蒋介石召集临时军事会议讨论中共提出的“四条”,与会将领几乎一边倒地认为不能接受。蒋介石没有表态,只说了句“好吧,再说吧”,便不了了之。张治中回话周恩来、林彪:“我已尽力了,以后你还可以找何应钦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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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周恩来、林彪还一起会见了包括何应钦、白崇禧、孔祥熙、孙科、冯玉祥、陈诚、康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民党在渝军政大员,同时还以黄埔校友的身份,一起看望了在渝的部分黄埔同学,讲述共产党的主张和合作的诚意,对缓和两党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期间,由于国际上有英、美希望改善国共关系的压力,蒋介石也不敢让国共关系破裂,但又不急于在政治上解决问题,而是取敷衍态度,以“此事牵涉太多”为由,“冷淡置之不予答复”。

  1943年1月9日,张治中奉命向周恩来、林彪摊牌:1、重庆认为,贵军北移问题,只能在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基础上谈;2、目前国民党正拟将600万军队裁减至400万,你们反要求扩军,这是说不过去的;3、关于贵党地位问题及边区问题,差距不是太远。

  接下来,周恩来、林彪与张治中又多次会谈,国民党的立场愈来愈倒退,竟然无理要求中共放弃军队等。1月21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打算将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两条意见,以结束这次马拉松式谈判:其一,说明我方“四条”与国民党方面精神相合,只军队数目和移动时间有距离,如不同意,要他们提方案,由林彪带回延安;其二,向他们要方案。

  2月8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同意他提的第一条意见。几天后,毛泽东考虑林彪到重庆谈判不易,如果双方一点也不让步,此次谈判将毫无结果。为了显示中共的诚意,决定以退为进,再作进一步的让步。毛泽东向各根据地发出指示:“如有摩擦事件,必须先经报告批准,不许自由行动。”针对国民党韩德勤部在进攻新四军陈毅部时被新四军俘虏,毛泽东指示陈毅可同韩德勤订立一合作抗日密约后,礼送出境,发还人枪,并划定彼此活动区域。他同时指示周恩来、林彪,谈判方针“可以答应以‘皓电’为谈判基础”。

  3月28日,得悉视察印度远征军的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已回到重庆,周恩来、林彪抓住机会与何会谈,询问对中共3个月前所提“四条”的态度。何当面予以否决,还向中共提出江北韩德勤部的问题,并将责任都推到中共一方。周恩来按照中央定的口径,当即回复:当敌伪对苏北进行“扫荡”时,韩主席曾派人与陈毅商讨协同抗敌办法,陈亦认为必要,故结果极为圆满,陈毅与韩主席年来相处甚善,韩主席已划定地区为新四军驻地。他同时主动承诺中共“允将人械全部归还”,随后又提出,“关于1940年何、白皓电所提示各点,我们原则上都接受,只是在开赴黄河以北时间和军队扩编数量上存在一些分歧。”

  何应钦回答:“关于这一点,现在情形较前略有不同,俟我请示委座后再告。总之,我们的大前提,要彻底团结共同抗敌。”

  林彪已深感对方没有谈判的诚意,便向何应钦提出要回延安,并希望在离开重庆前与蒋介石再见一次面。

  何应钦表示:“待我请示委座,结果如何,由张部长转告。”

  蒋介石在何应钦的报告上批示:“必须其对中央军政军令,有服从事实之表现,方可与之具体谈话,照现时情形无从谈起,如其不来谈,则可不必再复。”

  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后,也大体明了国民党的态度,不再对蒋介石抱有希望。3月30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议定国共谈判问题。当日,他致电周恩来、林彪:“周回林留,或周、林均回,仍须向彼方正式提出,如彼不允,则林独回。”

  5月22日,共产国际的宣告解散,对这次谈判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国民党方面不少人考虑的已是要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解散党组织的问题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共谈判自然无法再按此前的原则进行下去了。

  6月4日,张治中约周恩来、林彪会面,说:“何应钦总长讲,前方摩擦在继续,谈判须搁一搁。谈判期间出乱子不好。”周恩来清楚这是蒋介石的意思,他向张治中指出:“谈判暂搁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但谈判中蒋所提的原则,我们都已接受,而我方所提四条,仅在时间、数目上与你们有点距离,既然你们要搁一搁,我们决定林将军回延安,如要谈可再来。”

  6月7日,蒋介石会见周恩来、林彪。林彪客气了几句,蒋介石点了一下头,又问周恩来:“周先生也回去吗?”周恩来说:“我们一起走。”

  蒋介石做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说:“其实,政府是真心实意地想与你们合作以争取抗战的胜利,但有些事情又不能如愿。这次我们的意见未统一,下次再谈吧。回去后,代我向润之先生问好。”

  6月14日,张治中设宴为周恩来、林彪饯行,并请何应钦、戴笠、康泽、唐纵等黄埔校友作陪。

  毛泽东对周恩来、林彪返回延安一事十分牵挂,6月15日又给周、林发来一电:“何时动身?盼7月1日前赶到延安,共商七七宣言。成都、西安两地勿耽搁,一则求速,一则避嫌。”

  6月28日,林彪与周恩来及邓颖超、方方、孔原等百余人,分乘5辆大卡车,从重庆出发,登上了回延安的征途。7月16日,周恩来和林彪等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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